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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毛泽东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所做的探索，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的部分，都是值得我们珍视并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的。 毛泽东重新审视两千多年来中国国家治理的是非得失，对于现代中国如何更好地开展国家治理，做出了新的思考。
女装大佬司马懿背诵《出师表》气晕诸葛孔明，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虎啸龙吟》借着这个桥段着实火了一把。本文仅想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司马懿有无可能读到过诸葛亮的《出师表》，抛开架空历史的问题不谈，有关历史合理想象的边界还是值得讨论的。
1946年冬天发生的“沈崇案”，令人痛苦地复活了中国人关于帝国主义力量长久以来强加于中国的“治外法权”的记忆，在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国反西方情绪中，“治外法权”处于核心地位。它提醒我们，士兵们的施暴对象并不局限于“敌人”或“被征服的”妇女。
用“战胜诸葛亮”为司马懿洗白，实际上是似是而非的认识。固然自古成王败寇，但也别忘记历来颠覆政权者都需要一个正义的口号，而这口号的最大意义不是为造反活动洗白，而是是为了获取政权合法性的转移。“女装大佬司马懿”的舆论坍塌，也正在于此。
更让佐藤担忧的是，整个社会正逐渐走向右翼，淡忘战争的年轻人和不珍惜和平的政治家越来越多。“现在的日本社会很奇怪，你在网络上就会发现，只要你表示反对安倍改宪，他们就会骂你是‘臭左翼’，这很可怕，因为还是有许多人是中立的，就像我一样，只是想要守护和平的生活。”
韩国总统文在寅首次访华，为什么来重庆？这是因为重庆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最后一个办公楼。有韩国媒体将此处看作韩国的“建国之根”。其实，重庆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的最后一站，而其首站，要从上海开始谈起。
虽然丧礼体现出明显的汉魏特征，但曹丕的大丧规模并不算大。历史上，曹操与曹丕父子都是坚持简丧薄葬的典范。曹氏父子对于薄葬的提倡和身体力行，影响了当时的皇室和大臣，使薄葬在魏晋南北朝成为上至帝王、下到平民百姓都认可的一种社会风气。
我们看待大众文化的兴起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要看到其中孕育着新时代的活力，尽管有很多问题，但不能否定这种活力。这些活力来源于真实的社会生活，源于人民的生活实践，构成了我们前进的动力，因此对于形势的走向，我们还是要乐观一些。
在日本有所谓靠否定南京大屠杀为生的“南京产业”，他们最希望的便是来自中国的敲打，因为这会让对事实不甚明朗的日本社会产生对被打压者的同情。但若将南京大屠杀和30万人死难者分离，或许可以找到中日双方的某种妥协点，但这在今天也近乎于不可能。
当年，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被卷入战争之中，无数故事铸就了历史，但能在正史中流传下来的只是一小部分；如今，亲历抗战的人越来越少，这些故事也都渐渐消散，只通过祖辈、父辈的口述才有点滴流传。在国家公祭日，不妨来分享自己家中的抗战故事，留存一段民族记忆吧。
在虚拟战线上坚持了三十多年反法西斯斗争的游戏，如今居然会因为一句“再无纳粹”让美利坚民众炸锅了。有人指控游戏公司是“ANTIFA”的走狗，有人不爽里面有太多的“黑鬼”和女性，有人怀疑这一定是共产主义的阴谋，有人宣称这是针对白人的种族主义……
影片绝大部分情节都根据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改编，而且法国影片比好莱坞式的大片更有一番别样的感受，具有很强的节奏感，但紧张而有序，特别是通过细节来刻画战争中的人性冲突以及血腥场面，给人一种残酷但却不失凄美的诗意。
1946年，与伊冯娜·福利素未谋面的“上海爸爸”离开了她。跟他一同消失的，还有三百多名二战期间服务于英国商船队的中国父亲。留给他们家人的，只剩下恐惧和焦虑。
西方学术界往往把中国人认定为民族国家世界里的种族中心论者，认定中国骨子里就自我以为“高人一等”。一旦产生了对“中央王国”先入为主的中国观，即便最平和的中国叙事中也会将中国往“种族主义优越感十足的国家”方向去引。
人口大流动，不仅仅存在于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身上，也依然存在于城镇化高度发达之后的白领身上。我们当前的一些政策和思路总是想把社会再固定下来，多少有些一厢情愿。我们必须从社会大流动的原因上去分析，而不能仅仅从治理的主观愿望去入手。
被西方坚船利炮攻陷的屈辱记忆促使中国不断攀登科技树，并且从偏重应用领域逐渐转向基础研究。在21世纪的科技诗篇中，几乎没什么比中国宇航员踏上火星更象征着中国的崛起——如果有，那恐怕就得数与外星文明的首次接触了。
令美军观察组惊奇的是，身处敌后根据地的共产党军队不用像美军那样，专门训练侦察、巡逻、搜索等情报收集方式，他们总是能得到当地居民的合作和支持，当地军民总是能找到机会获得关于敌军的重要情报，并且很愿意把情报报告给共产党军队。
从两次河西之战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带的战争全部都是攻城和守城战役，在这片开阔地带没有任何地形优势可以利用，完全是山西军队和陕西军队硬实力的较量。地处山西的进攻方和地处陕西的防守方均不会占到地理上的优势，实力是决定胜败的唯一因素。
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历史进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现在仍真正兴旺发达的文明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欧美文明，一个是东方的中国文明。而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 我们民族有过七次大的危机，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
到唐宋时期，中国各地已形成不同的餐饮文化；而到了明清，中国的各种特色小吃已与今日无异。作为吃货，我们应该对生活在当代的中国倍感幸运。毕竟，秦始皇吃的花样比我们可差远了，有一整套兵马俑手办算什么，根本不羡慕。
大家对鲁迅的《藤野先生》耳熟能详，但似乎都忽略了鲁迅在文中的交待：“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那么除了藤野先生之外，另一位先生是谁呢？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鲁迅在日后的写作中，把他彻底遗忘了？
西南联大受到后世称颂，恐怕还与“故事”的传播与更生有关。比如，“湘黔滇旅行团”的“文化长征”被描绘成了联大精神的象征。但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河南大学等当时也都有长途转移的步行队，为何它们的声名远不及“湘黔滇旅行团”？
宗教自由已经成为欧洲的标志性价值观。它被写进宪法，并得到各个政治光谱的政客和思想家的支持，在很多人看来，简直就是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但是，宗教自由到底是如何出现的，背后原因是什么，这些仍然是遭到广泛误解的问题。
今年的韩文节，韩国人将最高司法机关宪法法院徽章的汉字换成了韩文。李氏朝鲜时代搞过“训民正音”运动，也就是当下韩语所使用的“谚文”的原型，其基本出发点绝非摆脱汉字或者说中华文化的束缚，而是更便利，更广泛地在朝鲜推行使用汉字。
10月17日，新中国船舶行业的首位院士、船舶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创始人、船舶技术经济论证的开拓者——杨槱迎来了百岁生日。1944年11月，杨槱应邀赴美国学习考察造船业情况，并在费城海军船厂监造“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等长达一年之久，掌握了美国造船业的第一手情报。
历史中国未产生公民概念，这并非一种智识上或制度的“缺失”。公民概念是城邦的产物，作为一种特权，也是一种区分/歧视。历史中国也还是以独到的方式，大致公正、系统、有效地处理了百姓在国家和村落这两个共同体中的分配正义问题，只是没有依据公民个人权利的概念或话语体系。
鹿晗和关晓彤，流量小鲜肉和话题小花旦所产生的能量足以使微博服务器宕机。绰号京城格格的关晓彤揭示了她的另一个身份：满族人，而关这个姓，这预示着其先祖的姓氏极有可能为满族八大姓氏之一的瓜尔佳氏。那么，瓜尔佳姓是从何而来的呢？
宋代中国的生活水平世界领先，但在1300年之前已落后于意大利，1400年前后被英国超过；1750年之前，作为整体的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欧，因而，东西方的大分流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开始了。
西欧人倾向于认为自身高于所遇到的其他任何族群、文化和宗教。这也导致他们在试图将蒙古大汗引向天主教信仰的同时，也向蒙古人发出了上帝惩罚的警告。对于西方人而言，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天主教，此外别无他路可行。
不难看出，华夏古文化中的道儒两家当属同一种思维形式发散出的分别反映不同社会利益的文化体系；而这两种文化体系又可倒追至石器时代流行于中原地区的火崇拜。两种文化体系相辅相成，生生不息，构成中华文化的主体内容，并对亚洲乃至世界文明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新疆，如果你进哈萨克人的毡房，他们把你当贵宾招待，一定会拿出手把肉。他们会先上个羊头，在羊头上用刀刻划一个十字。不少哈萨克朋友通常的解释是吉祥之类，问我文化上有什么意思。我说这反映了东亚早期文化的实质，也就是“太阳崇拜与天地崇拜”。
中华古猿大规模的迁徙主要是在第四纪进行的，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发生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第四纪末期。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和主要文化遗址分布地图，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以云贵高原为辐射中心的向东北向东南两向的“中国古人流动规律”。
1938年6月4日，河南中牟县境内黄河大堤较薄的赵口，一群士兵卖力的进行着土木作业。9天后花园口和赵口决堤之水汇合，如脱缰的野马冲向中原大地，究竟是什么人“冒天下之大不韪”掘开花园口大堤呢？又为何这么做呢？
月饼不仅仅可按甜咸分，还可分为很多流派：“京式”“苏式”“广式”。广式月饼能一统天下，最重要的是莲蓉。从清末民国初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蓉馅还是采用人工铲制，这种方法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后。
讨论何谓“中国”，不宜采用“外在于”或“内在于”清代“帝国”的所谓新视角。清朝统治的核心依据恰恰是与前代王朝获取“正统性”的历史经验相接续的，是不可割裂的一个连续性过程。“正统性”的建立和持有仍是维系清朝统治的基本条件。
长期以来，在西方人的想象当中，中文打字机一直是一种奇异、可笑或仅仅是不可能的设备，上面有许多键盘。这种机器的不可置信让人对书名产生了怀疑。不过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历史系教授托马斯·马拉尼对中文打字机的历史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调查。
第一次长沙会战对于国军是小败，第二次长沙会战是大败，发生在1941年末的第三次长沙会战对于国军是一次小胜，此役国军吸取了第二次长沙会战所犯错误并加以改进，为同盟国对日作战首胜，为中国赢得了国际荣誉。
今年9月，教育部审定的统编义务教育阶段历史教材正式投入使用。教材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单元，首次应用“十四年抗战”观点。问题是，“九·一八”之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大背景下，东北的抗日军事活动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我们是现代人，我们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这不是说我们学习了马列主义才这样的。而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后一时期就不能拿前一个时期的“中国”为中国。
二战真正的正义方，是那些被帝国主义殖民和侵略的国家和民族。这些人民的“热血、辛劳、汗水和眼泪”最终赋予了同盟国以正义。如果没有这些，二战只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再一次重演。敦刻尔克也就是一场寻常的败仗，谈不上任何历史意义。
在20世纪初的一些著名中国学者看来，“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本就不是问题：中国古代当然没有科学。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许多学者极力主张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于是两派各逞利辩，倒是使得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拓展。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在1939年9月、1941年9月、12月三次进犯长沙，国内某些书籍说这三次会战击败了日本占领意图，还说薛岳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十余万人。究竟事实如何，让我们从当时交战双方台湾、日本方面的史料中看长沙会战，探究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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