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法治 社会
北美 欧洲 周边 亚非拉
科技 工程
区域 产业 生活
艺术 体育 传媒 历史
1949年后，大量的宫庙和灵宝道士遂国民党迁往台湾，扶鸾的传统和关帝为第十八代玉皇待地的说法也在台湾广为流传。相比之下，大陆由于政治运动的关系，扶鸾活动很快绝迹。这次郑成功任第十九代玉皇大帝的说法，则是台中的鸾堂“武庙明正堂”最早提及。
除两个巴基斯坦媳妇外，村里300多户，有30多户娶了缅甸媳妇——外国媳妇几乎占到10%。与中巴联合打击“非法跨国婚介”的政策和话语不同的是，当地民众的普遍态度是将其视为“中巴友谊婚”和“中缅友谊婚”，认为这种外国媳妇是合理的。
谈判之所以能取得结果，有一条非常基本的道理，就是贸易战没有赢家，伤敌一千必自损八百。中国应有理有节在WTO规则内进行合理反击，此前也确实是这么做的。我们是以战止战，而并非中美之间紧密的经贸关系，相反，我们希望维持这种关系，之所以反击，也是为了维持这一关系。
政府说：“我为人民做了那么多好事，人民还不支持我吗？”但人民、百姓未必这样认为，而是说：“周围人比我得到的更多”。如果党和政府只讲，因为我帮老百姓做了啥，就应该得到支持，老百姓会认为做得还不够，甚至默认应该这么做，导致党和政府的负担会越来越重。
一些学者进入政界后，往往将学术“立言”规则用于政治“立功”。他们不懂“为治不在多言”的道理，不愿将大量时间用于细致的人事及思想工作，而想在台面上表达其“新思维”。他们论人主才气，论事以奇新，行文断字以“逻辑”“框架”或“范式”论高下，全然不顾实际运作的可行性。
加征关税其实对是美国内部利益再分配的过程——从消费者身上转移到政府和部分企业；将关税提升仅仅“翻译”成中方受到更大损失，似乎是在鼓励特朗普继续将此视为有效手段。既然我们知道关税手段无效，就应该用行动给他上一课，这也是我们脱离战术走向战略的大好契机。
对于原本就多有争议的院士制度来说，这一次，李彦宏所入选的“工程管理学部”就是历来最大的舆论雷区，许多国企高管凭借“领导之功”当选院士导致工程管理学部甚至一度被笑作“国企高管俱乐部”，饱受学术界诟病。
历史上的“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等等，曾经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后来又为历史终结论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些年，海内外唱衰中国的观点，追根溯源，几乎都源于“西方中心论”，以及后来从其中延伸出来的“历史终结论”。
因为有这种优势，美国企业并未如愿把从中国的进口转移到其他国家去，它们宁可多付点关税也还要从中国进口。而按美国经济学家的估计，这场与中国的贸易摩擦让美国企业亏损了14亿美元，让美国消费者增加了30亿美元的负担。
高考移民不是学生家长的个体行为，而是富源学校的有组织行为，是学校在其中进行各种操作，学生家长只是配合。同时，富源事件中，高考移民的主要是高分尖子生，是河北的清华北大的临界生，高考移民是为了冲击清华北大等顶尖名校。在这背后，是教育市场化给高考带来的新问题。
实际上，跆拳道在国内对比其他格斗技，一直都是以不能打的口碑而闻名的。但是在搏击培训产业中，跆拳道可谓一家独大，秒杀其他格斗术培训。在全国各城市，即便是一些小县城，你可能找不到教散打、拳击的拳馆，但肯定能找到跆拳道馆。
中央层面，人大审核债务已经形成机制。今年，中央政府的预算赤字率为2.8%，规定不能超过GDP的3%，总理就不敢超越。不但不敢超越，而且赤字率从去年的2.5%增长到今年的2.8%，总理还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和全国人大去商量。中央政府可以做到的事情，为何地方政府就做不到？
回望历史上这场声势浩大的“东学西渐”运动，一方面有感于今天西方人出于种种原因，很少主动提及欧洲启蒙运动中的中国作用；另一方面也有感于不少学者，包括中国学者、外国学者，还是陷在西方中心主义里难以自拔。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期间创办的《湘江评论》创刊词上有一段话，可以说是集中反映了中国青年学生在五四时期的家国情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养成系偶像，绝不能完美，因为缺点与平凡才是卖点。长相才艺都不需要出众，强调的是“为梦想努力”，偶像与粉丝紧密结合成一个有成长空间的追梦共同体。即便韩国瑜原来的梦想是先把高雄市长做好，但韩粉的梦更大，所以偶像现在要怎么梦，已经由不得自己作主。
“一带一路”被确定为中国下一阶段国际关系的核心战略，中国完全可利用自己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丰富经验、雄厚的金融和人力资本储备，为沿线国家的和谐关系带去巨大希望，给欧洲复兴提供前景。
“五四”的真正贡献不仅是高扬了民主与科学，而且在于其方法，即以文化运动作为方法本身。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也有其方法论的同一性，即以文化改造为杠杆，以运动的方式创造新空间，通过话语更新，转换政治议程，从而也创造了新政治。
亚马逊中国区负责人过于频繁的更替，使得不少亚马逊中国区负责人抱着过渡和轮岗的心态履职，工作缺乏积极主动性。何况，频繁换将也导致亚马逊中国在发展方略上出了问题，甚至还在天猫开起了旗舰店，友好地将曾经的竞争对手升级成重要渠道……
今年其实总体来讲，我们的票房不是很景气，尤其是没有票补以后，我们的影院的收入是肯定是受到影响的。在这样一种很长时间没挣到钱的情况下，影院遇到“复联”系列的一部电影，就好比是久旱逢甘霖，当然会抓住这部片子进行一种报复性的排片。
考试招生制度是我们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高考改革关乎千家万户，在推行高考制度改革之前，首先要回答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高考制度改革。我们当前的改革缺少的不是决心、不是思潮甚至也不是资源，而是理性的判断和踏实的调研。
4月28日，服役41年的中国航天老兵“远望2号”测控船光荣退休，曾远征大洋35次、海上累计作业2812天，安全航行达52万海里；风云、北斗、神舟、嫦娥等重大任务都有她的参与。无论是承接其原班人马的远望7号，还是远在地球同步轨道的天链，都将继续推动中国航天向着星辰进发。
我去年在尼日利亚调研的时候，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陪我去见他们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政要。不用我讲，他给他们的领导讲“一带一路”是什么，讲得比我们还到位。
默克尔：中国已经崛起了，我们西方要正视这个事实，要在国际治理中，在国际制度安排中，比方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中，让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这方面我们走得太慢了，中国人就决定自己干，并且自己开始干起来了。所以他们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基金，大规模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等等。
作为南亚的主要大国，印度可以说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消极甚至反对的态度。而由于印度的消极态度，以及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地区的推进，尤其是中印孟缅经济走廊的推进较为曲折。
中国的成功意味着，过去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二元依附格局”正转变成“中心—外围—中国”的这种“三元互动格局”。新格局为推动一带一路、推动合作共赢的新型全球化创造了重要条件，也为制定一带一路国际规则提供了动力。
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国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对宏观长远的大问题有比较准确的判断。中国智库和中国领导人，每到一个特定历史阶段，都要对中国所处的时代、世界所处的时代做一个评估和定位。
关于一带一路，很多人还停留在传统农业思维，把重点置于国家间交通，在此思维指导下，传统基建项目可能出现问题，因为这些只能由主权国家运营。冷战时没有网络，而如今网络早已成为生活的必要条件。
自动扶梯旁就是悬空的区域，下面就是地下一层，只靠玻璃与栏杆进行阻挡。而一楼到地下一层的高度有多少呢？足有九米高。以现场显示的粉丝拼命往前挤的狂热情绪来看，要是这玻璃与栏杆像自动步行道的钢化玻璃一样不堪重负，怕是要像下饺子一样滚落到地下一层了。
无法确定的是，今天的美国是否已经判定像我们这样的人文学者去交流，就足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或者它对中国的认知已经愚蠢到以为对学者施加压力，就可以对中国产生某种实质性损害。这个举措本身非常没有格调，突显的是一种混杂了傲慢、焦虑和无知的情绪。
韩国瑜发表五点声明后，柯文哲用“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比喻自己当下处境。当国民两党忙于内耗时，柯文哲正在等待时机，想当初他就是靠着“垃圾不分蓝绿”崛起的。但他一旦参与2020，其“墨绿”性和投机性恐怕会使两岸的模糊化和暧昧期进一步延宕下去。
“我们不欢迎。”这是最近美国对中国学者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FBI骚扰、美使馆吊销签证，美方阻挠中国学者赴美交流的手段越来越莫名、范围越来越广。中国学者很不解：为何“肃杀”气氛降临得如此迅速？难道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已无知到这种程度了？
我们认为，一个“失语”的话语体系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的学术理论界需要在中国问题和中国模式上发出声音，构建具有理论自信的新叙事。这种新的理论话语，需要以中国问题的主体性为首要原则，同时，又不回避西方主流理论的概念和话语，而是积极进入其中，发展与之对话和辩论的“交互理性”。
尽管县乡官员都在抱怨“责权利”不匹配，但他们还是敢担当、有手段以各种创新方式处理好了中国基层的大部分事情。不过，在现实条件下，乡镇政府为了应付上级的督导检查，往往只能选择将“程序”做到无懈可击、不出漏洞，而不是实质性地把工作做到位，事实上也形成了形式主义在基层治理的泛滥。
研究调查发现，每100块钱的利润，只有1.5%到2%分给了一线工厂，可想而知有多少能被投入到改善工人的状况？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为了批评某一个企业，而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是每一个行业都需要看到的问题。
中国出口增速放缓，反映全球经济见顶回落和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化的影响。去年6月起，中国PMI指数中的新出口订单指数持续低于荣枯线，到今年3月也只有47.1。但好消息是，中国对美出口负增长，对非美出口却实现正增长3.8%，说明中企完全没有坐等靠。
妈祖与选举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1996年地区领导人直选后，台湾几乎所有重要的县市首长以上层级的候选人都会选择在选举期间参拜妈祖。声势强如韩国瑜，在每年的妈祖绕境时，照样需要前来参与。
中国这样的变化，这种速度、规模，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少有的。在过去四十年内，中国人几乎完整地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现在开始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可以说，当下中国人的一生，可能体验过老外几辈子的生活。
如若埃塞俄比亚航空作为首个海外用户，商飞想要确保飞机安全使用不出意外的话，怕是得下非常大的功夫。甚至在初期可能需要派驻足够多的维护人员，并且准备足够多的备件在埃塞俄比亚提供“饱和式维护”。
对民进党来讲，相比韩国瑜，郭台铭是很难打的，非常非常难打，这从民调上也显示出来了。再加上民进党现在内部也面临分裂态势，郭台铭出来参选，民进党内部真的已经觉得说不知道该怎么打了。
为何迄今为止美国没能成功阻挡“一带一路”倡议，也没能成功提出一个替代性倡议并加以有效实践？今年，习近平主席带着“一带一路”倡议对欧洲实施旋风式访问，相信对不少仍沉浸在“冷战”思维中的美国政要而言，等同于在北约南翼防线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蓝营支持者的第一反应是，那韩国瑜怎么办？美国人的反应则是，那苹果怎么办？日本人则问，那夏普怎么办？我的第一反应是，那AIT（美国在台协会）怎么办？美国把韩国瑜请去“面试”，不料，半路杀出份量更重、背景更复杂的郭台铭，怎么评估这只大老虎到底亲中、亲美还是亲日？
特朗普是一个比较狭隘、偏激甚至在很多问题上是极端的人，某种程度上是没有国际观且自以为是的。但是郭台铭的国际观、两岸观都是比较客观和务实的。他非常清楚台湾的老百姓需要什么，台湾的企业界需要什么，不会像那些政治人物那样，搞一些空中楼阁的东西。
国内很多4S店从售前到售后，一切都为了利益，上坑品牌、下坑客户。给大家一个建议：对普通人来说，开完1万公里以后，就不要去4S店了，不如去小店维修。4S店会问小店买副厂的配件，小店也会问4S店买原厂配件，小到螺丝、大到发动机，互相流通，所以都差不多。
除非中国以及广大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真实关切能够得到有效的体现，真正遵循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的方式，推进符合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践，否则全球可能还需要面临更加严峻和艰巨的挑战与考验。
视觉中国靠着翻译上的“偷梁换柱”，图片分销网站美国Getty公司变成所有图片的版权人，但其实真正的版权所有者是提供图片的摄影师。要知道，版权使用权的转授权与版权人的直接授权存在根本性的差别，转授权情况下，被授权人根本无权提起索赔诉讼。
虽然蓝营内部、媒体对王金平的批评不断，甚至封他为“卡韩大将军”，但王金平始终不肯松口，坚持选到底，没有任何余地，各方都想方设法劝退王金平、或者给他一个台阶下，但始终未能奏效。郭台铭此次表态参选，可以说变相解决了“王金平问题”。
小时候60、70年代天天准备打仗——大打、早打、打核战争等。那时我在山西农村，我们村准备打仗，挖地道，城里是挖防空洞；看宣传画，说原子弹扔过来以后我们怎么跑，往什么地方爬。做梦做的都是苏联原子弹扔过来。
一些哀悼言论引发争议，原因可能在于其双重标准，比如别人家的火灾那就是“大火面前人类太渺小”，自己家的火灾那就是体制问题消防队无能。但反过来说，没有“考证”出“双标”，就去抨击别人的哀悼，确实也犯不着。
“恭送武统论者”这件事，理所当然地造成了“恭迎武统论”的结果，绿营想将之作为“严肃的一回事”来套利，也有可能让原本非理性的思想转变成理性的论述，过程中还意外凸显了“一国两制”的合情合理性，聪明反被聪明误。
网络有害信息并非仅仅“黄赌毒”，其完全可以直接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特朗普上台以来炒得美国政坛颠三倒四的“俄罗斯网络攻击影响美国总统选举”悬疑，尽管最终宣告特朗普“清白”，但裂痕已经形成，美国人民深受其害。
视觉中国让苹果下架了客户的APP，与此同时，依然坚持不懈地要求与客户开展合作，购买其图片的授权。客户整个管理层都无法接受在这样的胁迫下谈合作。最终，客户与视觉中国就和解的价格达成了一致，然而，从这里开始我才真正见识到视觉中国的企业文化和行动逻辑。
所有受访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全球领导力的支持率从两年前的31%升至34%，美国仅为31%，俄罗斯则为30%，仅略落后于美国。美国媒体宣称“国际舆论不利于中国”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普世价值，顾名思义就是全世界所有人都应该接受的价值，这是西方政治话语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抽象地谈论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谁能反对？但是一旦把它适度地具体化，这些话语就很难忽悠了。
我们能期待中国在某一天被纳入这个流行的“正统论”谱系吗？这种渴望已经在国内的一些话语中出现。但这种期待是不切实际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即便在若干年后，中国成为无可争议的全世界最大经济体，恐怕也很难成为资本世界中的那个“被挑选者”。
60%死亡率、18例中国病例、大部分病人在90天内死亡......这让我们不禁想起16年前的“非典型肺炎”。虽不可过分恐慌，但这次事件也给我们提了个醒，抗生素滥用的恶果已经初显。
社会各界有一个根深蒂固误解，就是把城市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如高房价、拥堵、污染等，简单地和人口总量挂钩，并认为城市承载力有限。但这些观点都经不起推敲，“城市病”与人口多少没有特别强的关系。但若不彻底纠正，就仍存在用行政管制力量来控制人口的观念。
在黄帝故里，2013年，小舅子在QQ上对妻说：“姐！我爸生前说了，将来台湾的亲人回乡，要唱三天大戏。这是他的临终遗愿，我们都等着这一天。”
我并没有查到最近几年的暑期三下乡具体人次，但如果从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2831万人（这还没统计中专学生）这个基本盘出发的话，三年时间动员1000万人次大中专学生参与暑期的三下乡活动，并非一个遥不可及的任务。
精准地说，台湾有特殊的“中国问题”。给予台湾人民多一些选项，才是值得努力的国共新默契。在此要求下，大陆应给国民党一个清楚的讯息 ——“九二共识”是不够的。其潜台词就是，“统一”思维必须是执拗的存在，哪怕在台湾它暂时是非主流的“低音”。
三月底，香港特区区旗设计者去世，引人追忆。今人一般以为，香港的旗帜只有两面：一面是所谓“龙狮旗”——前几年随着“港独”分子的作秀而闻名；一面是特区区旗。而实际上，历史上香港的旗帜随着不同时代的需要，是不断演化出来的。
打开第一瓶后，我们马上愣住了，怎么没有酒味？！难道运河上的风与土让我们的味觉麻痹了？！再仔细品尝一下，坏了！酸的，甚至有股臭味！难道这尘封多年酒也是假的？！再开那瓶1984年二锅头试一试。哎！不用喝，一闻便知是地地道道的假酒。
在全球化中暂时获得较大利益的一些我国精英痛斥“福利国家”，痛斥“民粹”，故意忽视“福利经济学”，故意忽视不少“福利国家”的市场竞争力和人均收入排名在前，故意忽视美国也在社会均等化上稳步迈进。我国是时候由政府主导，大力投资社会领域的均等化了。
又是一年清明节。这是一个溢满了缅怀与伤感的节日，为人们追思逝去的亲人、表达无尽的思念提供了一个情感出口。然而，还有一种人的逝去，至亲想祭拜都没有一个具体的场地，甚至可能连生与死都没有一个确切的消息。他们就是为国捐躯的军人、警察、消防员……
空间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类型，街道是城市中习以为常的存在，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社会元素。人是街道中的能动性主体，街道与人相互影响，共同演绎出街道的万千景观。因此有关街道的研究是对空间政治的微观考察，对于理解城市治理及其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比西方人权理念出现要早得多，不能什么都用西方的人权标准来套。世界人权事业未来的方向，应该是把不同文化中的智慧共同丰富人权理念，而不是把自己认定的东西说成是普世价值，把人家的文化传统说成是落后的习俗，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中国这个几乎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将从一个世界上贫穷落后、一百年来饱受外国侵略蹂躏的国家，转变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这么大规模的国家复兴，也没有哪个国家能使数量如此众多的人口这么快地改善生活。
吴敦义是个聪明人，如果他认为民调支持度低的蔡胜出，对国民党比较有利，那就跌破我的眼镜了。答案当然是赖胜出对国民党比较有利。以权斗的角度视之，赖清德远远不如蔡英文阴狠，如果赖胜出，蔡英文恐怕一时半刻是不会认输的，所以赖胜，接下来执政的民进党会问题丛生，对国民党而言是天下大乱。
印度一直将十四世达赖及西藏问题作为要胁中国，甚至图谋分裂中国的一张牌，用得着时就鼓动自称为“印度之子”的十四世达赖和流亡藏人跳出来闹腾一下；当担心他们会影响印度利益时，就对他们实行严格的控制。
赵立新近来频频出现在各种国内综艺节目，打造自己的“精英艺术工作者”形象，还用中文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针对中国的被侵略历史发表这样的言论，为什么这种“投降主义”观点在中国的精英阶层中依然颇有市场？
最近，我假装成有意养狗的买家，打入了贩狗产业链。在北京东郊的某贩狗基地，我了解了狗贩子的各种套路，比如如何在品种上以次充好，以及宠物医院相勾结等等，交易完成后买家的狗经常短时间内非病即死。该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产业链。
2018年11月8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比尤特县天堂镇发生山火。由于强风伴随着多处起火点，山火烧过来的时候天堂镇的美国老百姓跑都来不及跑，最后的数据是烧死86人，失踪两百多人，烧毁房屋2万栋，损失直到现在都没有具体统计出来。这叫没死多少人？
最近我点评了一本科幻小说，当时感觉有关这本小说的营销应该由出版社负责，是各大书店和网上卖书平台的事。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书只有作者个人的淘宝店在卖，难道出版社的编辑眼光不行，看不上？带着这些疑问， 我向出版社的朋友学习了一些业界常识。
要煤改气、煤改电，本来是好事，可都到秋天了，西北风都刮起来了，突然说不能烧煤，要改烧天然气或用电。可天然气在哪儿？管道在哪儿？电在哪儿？在事情不具备条件的时候就不能做，要先创造条件才能做。连时间都不留，到下面可不就荒唐了？！
也许在过去漫长的苦难历史中，中国作为列强受害者的角色承受得太多，我们一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世界各国的反应一概视为对中国的打压，只要这些国家搞到一起，马上就联想到这些国家正在酝酿对华的大阴谋，情不自禁地认为某种行为是冲着我们来的。
出租车平台尽管很少陷入网络舆论的旋涡之中，他们绝非可以安之若素，缺乏有效监控换来的就是远远高于网约车的犯罪率。出租车平台真正需要学习的就是网约车平台，学习的不仅仅是便捷的叫车服务，更重要的是学习通过信息技术提高出行的安全保障。
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像韩国瑜这样的人，但有无“示范效应”也不能一概而论。对22个县市来讲，他们不会完全照搬韩的例子。首先要看政治形势，看台湾蓝、绿实力对比，还要看县市长本人的政治智慧和魄力以及他的个人魅力。
只提高意识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提供足够的激励机制，确保让公司有激励去做这一件事情。同时要有一个商业大环境，能够促进绿色技术发展，至少不惩罚他们，消费者也要支持他们。如果企业污染环境，消费者应该拒绝购买他们的产品。
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远非一个没有纷争、人民过着宁静美好的生活的所谓“香格里拉”。恰恰是被西方国家部分政客所指责的西藏地区民主改革，才真正实现了西藏人民的人权彰显，也堪称一场史诗性的人权变革。西藏人民也才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获得了“自由的新生”。
常有一种说法，将民主称为“最不坏的制度”，并借此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西方民主制度，这恰恰使得坏民主带来困难乃至于灾难。厘清民主概念，建设好的民主，可以借鉴西方思想家有关民主弊病的一些思考，但是根本上还是要得到实践的检验。
韩国瑜坚持市政优先、民生第一，这是王道政治，也是正确的策略；绿营因此焦灼在背，必欲去韩而后快。赖清德直捣“王牌”，企图让“百年难得一见的政治奇才”提早见光，使韩陷于万箭穿心的被动处境。蓝营部分人却还洋洋自得于政敌的捧杀话语，鼓动韩出来“受刑”。
县市长选举中的韩国瑜外有劲敌，内无助友，才能哀兵必胜。而如今面对2020年“大选”，韩国瑜内部面对的是根本就不认得“团结”两字的国民党；外部是把他恨到牙根痒，又极擅长打选战的民进党。内有猪队友，而外在劲敌只会更强劲，攻守之势异也。
目前大学思政课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讲的东西和官方文件上的东西是高度雷同的，而且往往只讲结论。然而结论背后的逻辑却是学生最想听的内容，也是最能够影响他们的内容。这种逻辑，正是我们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东西。
中美贸易摩擦不是为贸易而战，而是为技术而战。他们真正的目标是压制中国的技术，一是封死引进技术这条路，二是封死自主研发。瞄准的目标很准确，从这角度来讲，我们走的这条道路是对的。
笔者采访了一位成都高中的一线教师，他表示在成都（中国大部分城市也是如此）公立学校仍旧占据着巨大的优势。但非公立教育不仅提供了多样性的教育选择，也是保障教育公平的重要一环。在面对中小学的各种“毒校服”“毒操场”“毒食堂”事件时，姓公姓私并不是评判的标准。
我昨天刚刚去过科瑞国际，它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人力资本服务的上市公司，专家的服务按45分钟计价，没有数字技术的支撑，工作细分到工作任务是非常难的，或者成本非常高，就没有积极性。就像油田如果技术条件不够，就开采不了，即使开采了，成本也会巨高。
背负沉重债务的市长，拿着碗到处鞠躬求订单是职责所在。但韩国瑜访大陆四个城市，更想放在碗里带回台湾的，是粤港澳大湾区以及“一带一路”这两粒真正具有长远价值的种子，借由这两粒种子的开花结果，既能为台湾经济整骨，也能深化两岸经贸与文化交流。
3月1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白皮书，详细介绍了我国新疆反恐工作成效。一直以来，西方媒体以“保护人权”为借口，指责中国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新疆反恐白皮书的发布，有力回击了西方对中国的歪曲报道。
教育和食品安全都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旦“结合”成校园食品安全问题，引爆舆论、轰动全国是大概率事件。然而，食安事件的发生不能简单归因于食堂外包，也不能单单依靠外部监管，重要的是厘清学校与食堂之间的利益关系。
社会主义在美国政治中仍然只会是一个噱头，或许能掀起些许浪花，却不可能给美国政治带来什么正经改变。更深层的政治和文化机制仍然像钉在美国社会主义幽灵棺材盖上的铁钉一样，锁死了美国政治游戏的自由度，使这个国家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从法律上讲，发布带有嫌犯照片的悬赏公告是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的重要手段，积极举报违法犯罪线索也是公民的义务。“不严谨、不合适、太萌”等标签只是旁观者的主观意见。法律赋予的行为不需要对部分主观的意见道歉。
长久以来，垄断了民主解释权的西方将民主等同于“多党制+竞争性选举”为表征的“形式民主”。投票是非常原始的。在古希腊1万人的镇上，男性公民就某个决定投投票，这还是可能的。当年是数千个协议奠定的欧洲和英国的关系，一般老百姓根本搞不懂，就是被忽悠。
媒介对学校和教师的报道建构出了“强势学校”、“滥用权力的教师”、“变态猥琐的教师”、“包庇学校问题的政府”等形象，这些形象经过多年的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家长对于教师的“恶”形象心悸，国家对于基层教师也越加不信任。
此次修法不但在香港社会掀起轩然大波、引发反对派的密集炒作和攻击抹黑，“台独”势力也积极参与其中、遥相呼应，美国、欧盟等在港外交机构更以多种形式予以“关注”、进行干涉。原本是简单的法律问题，就此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大剧”。
“独派”媒体至今仍期待“太阳花青年”来挽救他们拒统的前途：“若太阳花运动不复活，韩流亦将无法遏阻，‘和平协议’必将进一步嚣张，台湾前途确令人担忧。”但人们从“花青”五年来的表现可知，那种期待仿佛黔驴技穷的嘶鸣。
“为农民找通路发大财”这种诉求不是没用，而是有点低估了农民，低估了民进党的洗脑战术。国民党必须从这次的失败，领悟到“九合一”的发财宣传模式有精致化的必要，也要有消毒的因应办法。不要只去找暂时性的小订单，要谈长期合作的大生意。
笔者在西南调研时，曾和乡镇党委书记有过非常深入的交流。他对于当前基层工作中的形式主义问题感到既困惑又无奈。为了搞好扶贫工作，上级政府时常组织学习，但有意思的是他发现很多干部只是拿着手机去拍各种展板、扶贫材料。
西方国家不是盛行“反种族歧视”的政治正确吗？为什么种族歧视思想还会存在并孕育出如此奇葩？这是因为西方的政治正确其实是非常失败的，存在于西方人心中的种族主义恶魔并未死去，它只是在休眠罢了，一旦条件成熟，是有可能像伏地魔一样复生的。
就在高雄市长韩国瑜即将启程赴大陆交流之际，参加两会的台湾省人大代徐沛表示会在两会上建议“向高雄市赠送大熊猫”。这本是一个善意的愿望表达，然而，一贯热衷政治炒作的台湾官员与媒体又将这个口头建议演变成又一场造势活动，成为各方心怀鬼胎的一场戏。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发展，个人的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手机号、住址、交易信息等等都被大规模的收集。储存在网络之中。随之而来的是公众对这些个人信息数据安全性的担忧。这种担忧显然不会是杞人忧天。近年来，个人信息遭到大规模泄露的情况时有发生。
我想，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能够让学生以最低的代价获得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我感到自己的价值被互联网最大限度的放大了，这是我的初衷，我希望我能继续坚持这一初衷。
观察者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