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法治 社会
北美 欧洲 周边 亚非拉
科技 工程
区域 产业 生活
艺术 体育 传媒 历史
西方国家不是盛行“反种族歧视”的政治正确吗？为什么种族歧视思想还会存在并孕育出如此奇葩？这是因为西方的政治正确其实是非常失败的，存在于西方人心中的种族主义恶魔并未死去，它只是在休眠罢了，一旦条件成熟，是有可能像伏地魔一样复生的。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发展，个人的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手机号、住址、交易信息等等都被大规模的收集。储存在网络之中。随之而来的是公众对这些个人信息数据安全性的担忧。这种担忧显然不会是杞人忧天。近年来，个人信息遭到大规模泄露的情况时有发生。
我想，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能够让学生以最低的代价获得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我感到自己的价值被互联网最大限度的放大了，这是我的初衷，我希望我能继续坚持这一初衷。
上海未来有两种选择，一是随着经济增长继续保持人均垃圾的高产出，与此同时生活品质退化；二是通过垃圾革命，建设生态友好的宜居城市。如同东京的垃圾革命一样，上海垃圾革命的目标应该是让经济增长与垃圾排放脱钩。因此垃圾革命是没有退路的选择。
在高端医疗器械领域，中国与欧美的差距在于设计，而不在于制造。而今看来，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培养健康的行业生态。如果行业生态足够好，培养起来的企业足够多，那么哪怕按照概率也会有一批企业最终胜出、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佼佼者。
西方很长一段时间内，一讲到西方民主在发展中国家，就老讲这三个国家：印度、博茨瓦纳、哥斯达黎加。我就感叹，就算他们认为采用西方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也做得比较成功了。但是我说以中国人的眼光、视角、标准审视一下，这个离成功的标准还很远。
《外商投资法》是中国外商投资体制长期改革实践的结果和里程碑，是为外商投资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奠定基础性法律。所以不是说刻意要在这个时候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它是我们长期外商投资体制改革的结果，是一个具有长期目标的法律。
我们看到，海外留学生也大都是做中国研究，很少看到有做留学所在国家社会研究的。那么问题来了，难道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还比不上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强？否则，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中国留学生愿意费九牛二虎之力跑到国外读博？
面对中国崛起的事实，美国人心里的感觉是震撼，而不是欢迎，他们对于中国的定位已经从“有缺点的伙伴”变成了“主要竞争对手”。面对美国挑衅，我们是从大局出发保持克制的，而且还必须要防范两个危险：一个是全面新冷战，另一个是可能在台海和南海发生的局部热战。
此次华为的起诉，乃至未来相关法案的走向，将和中美贸易谈判乃至美国2020大选的进程相关。毕竟，特朗普团队的偏好是重要变量，而白宫和国会在不同立场之间的相互折冲将直接影响整个议题的后续发展。
“扶贫羊”的故事，在“扶贫鸡”“扶贫鸭”“扶贫牛”等身上重复上演，亦在西瓜、木耳、猕猴桃、茶叶等身上不断重演。多年经验表明，地方政府以行政干预的方式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成功的有，失败的更多。
今天，中国家用汽车业是全球最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众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合资企业同台竞技，共同为这个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令人遗憾的是，经济学界对这个行业缺乏研究，甚至刻意忽略了该行业发展所包含的那些极具启示性的经验。
在待遇方面，优秀的本土人才一定不如海归博士的现状是不合理的。同时，若要将海归博士的待遇定位在普通本土博士的水平上，同样是不合理的。
正如韩国瑜所说“不要怀疑共产党必须收复台湾的决心”、“不要怀疑台湾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但这两个不要怀疑也不绝对是互斥的概念，可以寻觅兼容并蓄的途径。舆论并非不能引导，民意也可以型塑，需要有目的论为导向的中介过程。
自21世纪以来，全球植被面积增加了5%，相当于多出来一整个亚马逊热带雨林，这其中至少25%来自中国的植树造林。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进步，与四个因素有关。
笔者的一位亲属2001年患癌，使用了一款当时刚刚发明不久的进口药物。当时该药属于全自费项目，50毫克的一支药售价4000多元。现在，原厂进口的50毫克装每支2100元，而国产货的价格降到了——人民币38块3毛9分！
国际数学大赛从引进中国起就面临着争议。华罗庚在1956年就说过：“这一工作会不会打乱学校的工作呢？会不会影响全面发展的原则呢？做得不好是有可能的。”
我国的金融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间接融资占比高、直接融资占比低，资本市场对实体部门投融资发挥的作用小；二是间接融资过多依赖房地产抵押品和政府信任的担保，融资更多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企和房地产相关领域。
今天这个世界真是乱的厉害，美国的政治恶斗在加剧，英国议会也没有闲着，各方争论不休。中国在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下进入了“两会”季，中国总理在这样对背景下做了一个如此务实、清晰、透彻的政府工作报告，给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带来了弥足珍贵的确定性。
中国正处在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进程中，新旧动能转换正在带来结构优化升级。应该把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放在前进和变化过程中去看，才能看清中国经济运行的结构状况、周期趋势，以及为什么说中国经济长期稳中向好的总体态势没有改变。
在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不依靠对外侵略和掠夺，不牺牲他国利益，而是凭借智慧和勤劳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之路，并且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毫无疑问，中国和平发展的辉煌成就，堪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奇迹！
笔者认识几位转业到一线城市任职的人，他们曾让军转安置部门拿出降级安置的依据，对方说没有政策依据，但多少年都是这么定的，这就是规矩。建立系统、全面、统一的法规体系，才能为维护退役军人的权益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
什么“先进”和“落后”、“民主”和“专制”、“高人权”和“低人权”，这种过分简约的、简陋的概念，是没法描述中华文明的。中华文明的内涵比这些概念要丰富一千倍、一万倍。凡是能够数千年香火不断的东西，一定有其独特的地方，甚至有非常伟大的智慧。
有一天晚上饭后散步，我跟我的秘书聊天。我说：目前国际油价下跌，我们的储备库都快装满了，没办法再买油。为了抢抓油价下跌的机遇，现在完全可以通过购买期货锁定一部分廉价原油。即便是短期内期货价格还会下探，但长期来看肯定会再次上涨的。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二话没说，拔腿就去银行。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是去的工商银行，我老婆取的钱。我们成功地把这个房子拿到了，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让我们浑身冒冷汗的事情，银行卡呢？我们家所有的存款都在那张卡上。
朱立伦这趟访美行，丝毫不起波澜，有舆论认为朱错失了表现的机会，平白让竞争者夺取了镁光灯焦点。对台湾民众来说，关注的不是蓝营高层访美，而是看访陆之行，是否能展现化干戈为玉帛的能力。
上个月内地朋友来香港旅行，让我陪她吃大排档，快吃完时，她突然要赶回酒店方便。我说，附近就有公厕啊，朋友坚持不肯去，说：“香港的公厕出名又臭又脏，可免则免吧！”我顿时无言以对。几天后我重返大排档附近，好奇心驱动下，走进了一间评分最低的公厕。
艺考处于教育和市场的交叉地带，既要看重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更重要的是考生家庭的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政治资本。更进一步，艺考整体升温背后是个体如何在现代化的文凭社会中再次参与利益分配，这是最大的动力。
大家都说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所以有很多人想花钱建下水道。其实现在最重要的是，评估目前的管网哪一段需要维护，而不是一下把钱全砸进去。我做排水已有十年了。排水没什么窍门，就是一段一段管道、一个一个小区去改造，只能这样踏踏实实去做。
简单粗暴地将儒学研究“一棍子打死”，是一种僵化落后的认识。在孔子家乡组建“孔子大学”，不仅在情理之中，更是现实需要。而关于“考研基地”的印象，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社会各界对曲阜师范大学办学水平的误读。
有人可能会说，既然招录人数过多，适量削减招生数量就可以了。这在短时间内并不能做到。就全国范围来说，艺考培训市场何其庞大，仅中国传媒大学附近就分布着百八十家培训机构，质量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改革开放之后，粤菜北上，全国许多城市都出现了早茶，但总有说不出的不正宗和别扭，似乎只有在粤港地区，早茶才是对味的。广式早茶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它代表着一种平民可以企及的精致生活。这是早茶的应有之意。
通过长达百年的不懈的努力，我们建立了一个由上、中、下三层结构组成的强大的现代国家。“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底蕴，她不会跟着其他国家亦步亦趋，而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而且能够对世界文明作出大量的原创性的贡献。
私人老板和国家说必须给我保护补贴，然而拿了保护补贴以后，他们放在口袋里面是天经地义，就会有更大的寻租积极性。遗憾的是国内很多经济学家只是看到国有企业没有效率，认为私有化就好。但是实际上私有化以后，给的补贴更多，从而导致腐败现象更严重，收入差距问题更厉害。
韩国瑜就任市长后第一次正式地在统独议题上炮轰蔡英文，“不爱‘中华民国’，又不敢‘台独’……要将台湾人民带到哪里？”，并提出了“你侬我侬”的新概念。乍看，“你侬我侬”只是韩国瑜版本的“两岸一家亲”，细看，却有更大的政治想像空间。
农民们晚上放个大水盆在水龙头下，把水龙头开到水表刚好不转的位置，用这种方法偷水。我们安排一个人晚上监督，听哪里有水在流，就罚哪些人。没想到农民们就在水龙头上系一个毛巾。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破坏水表，有人还用打气筒往里打气，让水表向后转。
农村宅基地不是因为属于建设用地就天然值钱。试图让农民变现宅基地以获得进城资金，或是在农村宅基地上进行商业开发，只在少数地区能够实现。对于那些远离城市、缺乏旅游资源、区位条件一般的农村地区，不可能凭空产生出财富。
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是用“开放搞活”来形容和概括当时政策的。邓小平晚年，身边的同志问他，他所开辟的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核心要义是什么？邓小平说：就是让中国人民活跃起来。
过年期间外地媳妇回夫家，外地女婿回娘家的吐槽很多，但感受到的家庭温情恐怕更多。就当前的情况而言，跨省婚姻的夫妻双方因长期生活在城市，又因“半工半耕”的原因而缺乏和对方父母长期生活的经历，对对方的从小生活的地域文化其实是缺乏深度体验的。
邓小平在1988年某次谈及香港问题时曾这样讲：“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曾有宪法学者听出言外之意，认为香港回归五十年后，中国内地也将资本主义化了，两制由资本主义而一统，故此说“不需要变”。但这种解法，岂止是荒诞！
蚯蚓很有营养，适合作为蛋白质来源，而且好养，还能顺便处理生活排污。当然，无论是荤菜还是素菜，在《流浪地球》的时代，都应该能在地下城吃到。蚯蚓应该只是地下城当时的网红美食，而不应该是地下城的全部。
把中国的事情用中国自己的话语说清楚，说透彻，这样我们的崛起才会更加顺利，更加精彩。否则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取得这么大成绩，最后可能是功亏一篑，甚至前功尽弃。中国已经崛起到今天这么一个地步，如果我们还被西方那么浅薄的话语忽悠，我们的后代将会诅咒我们。
在全世界都敞开大门欢迎中国游客的情况下，在区域内旅游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笔者认为香港不仅不能再出现负面新闻“赶客”的情况，为了处理好外地游客与本土居民之间的关系，还应进一步完善旅游产品布局、不断提升旅游行业的竞争力。
孩子一哭，我们一群人收了手脚。不过，第一时间过来安抚他的却不是妹妹，妹妹和我们一样看着小孩皱眉哭的样子大笑起来。一个我并不相识的陌生妇女，娴熟地抱起摇篮中的宝宝，一手托住宝宝的身体，另一只手轻轻抚背，而孩子也很快在温和的拍打中止住了哭声……
就算宇航员的自我牺牲没有拯救人类，他的牺牲也是值得的，因为保存了更多的人。这样的价值观在西方科幻电影里并不多见，大多数的灾难片持一种“因为要主动牺牲某些人，所以不如什么都不做，最后无奈的牺牲掉更多人”的态度。
南鲲鯓代天府很不想神明再说真话，但又不得不继续抽签，如何转圜之？简单啊，跳脱框架思考，作弊不给答案不就得了？那么你问，既然都是作弊，何不干脆做个上上签？这又是一种转圜余地。试想，你若是庙公，如何欺骗神明大众又为自己留有余地呢？
母亲漫不经心的话在我心里瞬间掀起了惊涛骇浪，因为在我原先的认知范围内，育才中学与县一中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县一中是公认最好的学校，育才中学是在我读初一时才被招商引资进来并开始招生的私立学校，大部分生源是留守儿童。
对于那些反对“禁鞭令”的人而言，农村生活是场景化的，是他们的观赏对象，于是他们对农村的最大愿望是想让其变成他们理想中的样子——一种他们幻想中的美感，所以对于他们而言，禁鞭是不对的，因为这破坏了他们对于农村的想象。
西方国家动辄以“政治正确”去指责、裹挟、恫吓广大发展中国家。当然，这不过是为了维护西方国家的海外利益罢了。策动科索沃独立、肢解南联盟、掺合利比亚内战、叙利亚内战等种种劣行，就不一一详述了。
人家掌握了一套话语权，你没有办法提出反对的、替代性的叙述，自由民主的概念就成了一种霸权或者一种压迫。国内的学者把自由民主当做一种理想、一种启示、一种方向。民主变成了想象，不是真的某种政治体制，而是人们在想象民主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那样的。
对于霸权国家而言，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装点并扩展其实力的外包装。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允许其参与的全球化是有霸权国家所设定的天花板的。“一带一路”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突破了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不同地区农民在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扮演了不同角色。珠三角地区的农民控制着土地权利，变成了“食利者”。苏南农民以劳动者的身份参与工业化进程。浙江地区的民营企业家从事企业经营活动，承担市场风险，获得市场利润。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则成为“中国制造”所需的庞大产业工人。
“以前过年家长会请老师去家里吃饭，每个家长一个个请，能吃到端午节，……现在的家长都没有尊师重教的观念。以前在农村打个电话，哇家长火急火燎地到学校来，现在你老师不自己去上门，家长是不会跟你打什么交道的。”
2018年，笔者所在的村庄发生了一件“大事”，村里要建统一的自来水了。在没有wifi和智能手机前，私人矛盾消解村庄公共性。少数一些人借私事对自来水问题提出反对意见，每次一开会便争执不休，集体决策无从谈起。
由于捕捞水平长期不高，除了沿海居民，中国人对海鱼大多陌生。但有一种海鱼曾成为国民鱼，它是海边人家的家常，还曾是内地许多城市居民童年的美味记忆。而当年千帆相竟争捕它的场面，不知要比如今纪录片里表现的查干湖冬捕壮观多少倍。它就是大黄鱼。
每逢春运高峰，内地一票难求，于是，近年香港在春节前迎来了一批特殊客流。有些人看准香港比较容易买票，就选择绕道香港再“曲线”回乡。很多人喜欢“反向”带父母到自己工作的城市过节，香港高铁通车后，也迎来这种另类的“春运”。
新西兰的“ACC制度”大幅度减少了新西兰的医闹与碰瓷现象，也许我们对它的研究和借鉴可以让中国“按闹分配”乱象重归和谐秩序。ACC制度在中国运行，可能会遭遇贪腐、患者骗保或拒赔现象，但这些不会成为大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我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机械电子局工作，当时中国刚把国门打开，正是技术装备的引进热潮。那时发达国家对我们的戒心也不像现在这么大，因为我们很多技术和人家差距很大，几乎每行每业都需要引进技术。其中，输变电线路技术也是引进的重点之一。
经过30多年来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到了消化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的阶段，当前乃至未来20年，中国社会科学的重点不是规范化，而是在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上的野蛮成长。大开大合，大破大立。
中国有传说中的“四大名鸡”——德州扒鸡、沟帮子熏鸡、道口烧鸡和符离集烧鸡。“四大名鸡”能从全国众鸡中脱颖而出，不完全是因为美味，更应该感谢的是铁路。
西方国家无疑是通过血液、战争、殖民来获得，只有中国没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没有掠夺别人，而是靠自己的勤劳、智慧、勇气，甚至牺牲，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和平的崛起，应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奇迹。
随着民进党当局权力重组落定、2020国民党参选者大半浮上台面，对于明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评估，已经可以做个初步的预测。首先要说的是，民主选举难以产出贤能兼具的政治家，已是不容否认的台湾经验。
政企关系塑造了产权制度和缔约制度，一个好的政企关系会首先保护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契约关系或协议，也要保护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不好的政企关系相反。这个意义上讲，政企关系是最重要的生产关系。
每年我都会和学生一起租上轮椅车、拐杖、婴儿车，穿公园，走大街。我们发现，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公园，都是怎么拧巴怎么来。为什么我们的环境会如此缺乏细节？为什么我们会缺乏生活体验？为什么我们的城市中很少见到残障人士？
今天我们反思，包产到户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提高农产品产量？其实不是。它的真正意义是在包产到户这么一个土地制度的基础之上，农民有可能进城，成为农民工。也就是说，它帮助构造了中国的劳动市场。
很多人都觉得在国际化过程中，好像中国有很多的壁垒，有很多不公平的政策。但从我个人的体会来看，中国公司在进入美国和欧洲的时候，实际上是壁垒多多。国际化应该是双向的，不只是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给我们提出问题，我们今天也要反过来提一些问题。
一位兰德公司的资深学者认为，新的架构还是需要以民主价值观为基础，还问我民主还能有其他形式吗？我说，你讲这个话需要很大的勇气呀。如果你真的认为美国民主制度好，你们就留着自己用吧，请不要拉其他国家一同下水。
国企在非竞争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大部分成长迅速，经济效益良好，原因通常被认为是垄断+高价。但仍有部分企业处于竞争性领域，效益也不好，有的被认为是僵尸企业。那么国有企业如何适应竞争型的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又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共享单车是第五代互联网电商运营平台所孕育的，它是“伟大的技术革命带来的公共品服务的试验”，可惜它的出现早了3-7年，加之企业、政府、消费者三方都错误的定位了共享单车的这一属性，没有好好珍惜，导致了“悲剧式的结局”。
西方主流学者不仅没有准确地预测中国，甚至没有预测到苏联的解体，也没预测到特朗普的上台。西方主流的经济学者几乎都没有预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以我老说中国学者或者我们整个学界，应该结束为西方话语“打工”的时代。
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指南，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政治保证。
澳门实行“无差别派糖“，且年年都派，金额稳步提升；香港“派糖”都是在预算案公布并遭受社会批评后作出的临时调整，是向市民示好、争取支持的一个经济手段，但更多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救急措施，下一次何时“派糖”完全无法预料。
市场经济的灵魂和生命是资本。今天我们把市场经济请回来了，资本也必然要回来，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市场经济中不抓资本只抓企业是舍本逐末。但怎样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怎样丢掉国企的外壳，抓住国有资本这个灵魂，是一个挑战性的大课题。
教育不能通过孤立地向前挺进，来改革和完善，教育是镶嵌在社会结构当中的。社会结构的不同形态将分别以不同方式影响教育。“素质教育”这个提法在不仅在构词上是荒诞的，在实践上也不可行……
我们团队做得比较多的是经验调研，尤其是驻村调研，过去十多年做了100多个县差不多1000个村庄的调查，有5万个工作日的驻村调研时间。有的朋友称赞我们调研比较多，还有的朋友说这样的调研虽然多，但是没有理论关怀，比较粗浅，都是经验主义，这样的调研多却不一定有意义。
由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一些父母为了省钱，只得隐瞒宝宝的美国国籍。朋友不想采用欺骗手段给孩子办户口，便选择了国际学校。而笔者所在二线城市的国际学校，70%的学生都是这种情况。
一些自称反对学术意识形态化的人把中国学术和话语追求作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解，给贴上种种标签，思想保守、不同世界接轨、反对普世价值之类。我回国任教以来一直受这类指责。能忍也就忍了，忍不住，我就杠到底：你找找，法学界有谁比我翻译的英文学术著作更多？
我在我的竞选声明里说，两岸是兄弟一家亲，兄弟之间有什么问题不能谈的？所以我主张两岸进行政治对话，讨论结束敌对状态，勾画两岸未来的和平框架。我们中国人常讲水到渠成，但也有可能水到了，渠还没有修好。所以在水到之前，我们要先把渠修好。
吴敦义主席召集15个蓝营县市长参与的“便当会”上，党中央再度重申“一中各表为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要求地方首长“吞下去，说出来”，结果南投县长林明溱吞吞吐吐地说“现在就不谈一中各表”。南投林县长选择的是agree to agree，韩市长你呢？
你可以从上海的浦东机场或者虹桥机场出发，然后降到纽约任何一个机场，先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从第一世界的机场到第三世界的机场。因为美国的基础设施大部分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怎么跟中国比？
美国在“退群”，但大家一定要看到它“退群”的同时，在推动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对它更有利的方向调整。放在长一点的时间看，叫“先破后立”——退不是目的，威胁退出WTO也是要逼着WTO去改革；退出NAFTA，导致重谈了美加墨的自贸协定。
医药行业泥沙俱下之时，市场必然呈现“劣币淘汰良币”的现象。早在2000年前后，当时随便做个质量不算多好的仿制药，只要能通过灰色利益链打通销售渠道，药厂就能轻松“挣快钱”——以致毫无技术背景的土豪、农民企业家都敢砸钱开药厂。
我去汇报时带上了东海的地图，朱镕基总理打断我的话说：“国宝同志，我让你汇报西气东输，你怎么讲东海？”我回答说：“总理，东海和上海毗邻，新疆则距上海4000多公里远，如果我们不把东海目前的开发情况汇报清楚，恐怕后人会质疑我们为何舍近求远。”
赖清德辞“阁揆”，苏贞昌接棒，一个自比杨过，暂别江湖，一个自称邱吉尔，谢谢“女王”支持，原来蔡英文是不列颠小龙女，有人断了一臂离开，有人带着嘴炮进门，古墓还是古墓，不食人间烟火的，还是不食人间烟火。
莱芜并入济南，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济南市的GDP规模稳稳地能到省内第二位，终于甩掉了“老三”的帽子戴上了“老二”的帽子，计划2020年迈入特大城市行列的目标也有望提前实现。济南市作为省会，也给莱芜疲软的经济注入了新活力。
如果采取激烈对抗的姿态退回中国市场，这绝不应是中国的选择。如今，中国已是世界多极化的倡导者，我们要的就是融合到世界中，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争一时之气，放弃全球市场，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也不是对中国发展有利的选择。
在逐利的错误价值导向下，医保的资金池就算做得再大也终将入不敷出。医疗卫生体制一定要有国家规划的顶层设计，让人民群众少生病少花钱。且从国家和人民的全局利益来看，由于预防医学具备不可比拟的费效比，大力发展预防医学是让医保制度得以维系的合理选项。
当前国有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重点并不是各类职能企业的内部管理体制存在什么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国有经济的顶层制度。大家最关注的问题有两个： 一个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另一个是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不到位……
世界上总是有些人对中国有各种质疑，但我们中国人民经过70年的奋斗和探索，找到了自己成功之路，我们把它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叫做中国模式。虽然这个模式还在不断完善之中，我们今天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个模式经得起国际比较。
出现这个看似奇怪现象，不是因为引发争议的网络文字本身有什么高明之处，而是我们转型期意识形态仍有个别不适应改革开放实践深入推进的内容，这些因素通过意识形态特有的场域效应影响社会心理，导致个别舆情甚至一点网络噪音也能产生超级放大的看似怪异效果。
城市中小学的问题是，课内学习时间缩短背景下，孩子过多地被各类培训班所束缚，陷入市场主导的恶行教育竞争中；而农村中小学的问题是，课内学习时间减少，而又缺乏课外培训辅导，孩子过于自由散漫。农村薄弱地区的教育将受“减负”政策最严重的影响。
如果政治精英团体都具有某个特定社会背景，即便他们会做出特别的努力帮助其他社会背景的人，统治者或许仍会缺乏执行有利于其他族群的政策所需要的知识。无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话语说得多么动人，这样的领袖常常缺乏足够的动机和知识去为这些人争取利益。
走着走着，走路不经意间成为我观察社会、观察生活的一种手段。我每到一地，无论国内国外都要长时间地徒步，号称用脚“丈量城市”、“丈量大地”。通过走在街道上、走村过寨，观察城市与乡村的状况、观察社会生活的细节，发现和比较不同人群的行为习惯和特征。
为了把玉兔二号顺利转移到月面，匠心独运的中国航天人设计了精巧的转移机构。具体的过程是：两根悬梯先向上展开到位，锁定；玉兔二号再自行行驶到正确位置，悬梯连杆在“小兔子”的重力和电机的共同作用下，将悬梯下放到位；最后玉兔二号沿悬梯驶向月面。
今天沈阳整个经济精神面貌远远比底特律好，现在财政收入20%-30%来自宝马，一年有将近200个亿的财政收入。经过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积极努力，我们没有产生底特律，这一条要告诉美国朋友们，不能把自己的问题推给全球化，你们自己也有问题。
我们这些怀抱中国心的岛内爱国人士，不是计较领导人见我们几次面，而是统一真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我们不甘继续被政客协同美日压榨，看着庞大军购拖垮经济，内斗内耗困死台湾。
民进党执政了，有一个人去当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后来发现不对，这个立法机构怎么有一些政策是专门限制教育部门的？他去一查，原来当初是自己干民意代表时提出来的议案——那时是国民党执政，结果等到换他执政，受到报应了。
台湾人听到“一国两制”就会认为是港澳版的，自然兴趣缺缺。毕竟台湾与港澳还是有不少差别，港澳版的“一国两制”再好，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上，解决台湾问题确实需要新版本的“一国两制”。大陆希望两岸双方能坐下来谈“一国两制”的实质内容，但台湾这边……
从三十条减负政策来看，教育部希望减负的决心非常强，但是减负政策内在逻辑混乱，减负措施的效果会相互抵消，可能仍会起到越减负，学生和家庭负担反而越重的结果。教育部在政策制定时只是采取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
我们现在已经走在统一的路上了，但统一是一个过程，不是说现在开始统一，明天就统一了。我们探索“两制”的台湾方案，是为了解决两岸之间的政治分歧。虽然外界一直在呼吁“统一时间表”，但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观察者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