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法治 社会
北美 欧洲 周边 亚非拉
科技 工程
区域 产业 生活
艺术 体育 传媒 历史
对香港外籍法官的评判还是应当客观，不能全面否定，但可以做相应的完善工作。法官本地化当然是其中一个选项，但就现有规章来看，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不如考虑从其它方面进行改进。例如，对外籍法官的遴选工作应当完善，推荐法官人选的独立委员会的运作进一步规范化和透明化。
少数公务员违反政治中立，参与公开集会、签名运动，甚至罢工，以表达反对政府政策的不同声音。加上以公帑营运的香港电台时常批评政府，而八间资助大学则成为反政府势力的温床，情况同样棘手。
其实台湾人知道香港的排外性格，台湾人都知道香港人对于讲国语（普通话）的游客并不友善，但往往会追加一句：当他知道我们从台湾来的之后，态度就不一样了。台湾人对此沾沾自喜，却从没反省过这种心态其实是很畸形的。
香港的未来只有“向上”和“向下”两条路可以走： 向上，需要重建整个香港社会现有利益体制和政治话语权的重建。但同时，香港未来的下限也可以很低。香港本来是贸易及金融中心，未来连这两个功能也可能会逐渐让位给其他城市。
对于“艺术”和“淫秽色情”的区分标准，目前学术界依然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性文学艺术作品是否合适，取决于你跟谁展示，你在什么地方、时机展示你以什么目的展示，最终产生的结果是什么，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之后才可以给他定性，或者说按照通俗的说法“是不是色情”。
香港机场发生围殴内地记者的事件，我认识的港漂，哪怕再“中立”的都“炸”了，都气得睡不着，在朋友圈里转发“香港之耻”、“永不原谅机场事件”等。不要说留在香港的“港漂”，这两天正好在外面玩的，都说看直播气得手直抖，玩都玩不下去。
北大真正动摇的是整个高考录取过程中公平与正义两块基石。作为全国顶级高校，如果开这一先例，那么必然有无数效仿者，店大欺客，店大欺店，再无秩序可言。想想看，如果不是北大，如果不是被媒体曝光引发公众热议，这样的操作是不是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了？
在媒体呼吁香港需要一次“去殖民化教育”的同时，8月，台湾“新课纲”上路，“台独”“媚日”教育重新开始洗脑下一代台湾年轻人，全然无视台湾困境和香港乱局，说什么希望“今天的台湾是明天的香港”。殊不知，今天的香港可能就是明天的台湾。
“蔬菜之乡”山东寿光连续两年在8月份遭遇强力台风袭击，半个多世纪以来首次出现此类现象。寿光地处鲁中偏北，地势相对低洼，且经常受到旱灾的困扰。面对突如其来的涝灾，当地有关部门救灾机制以及水利设施建设需要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为什么英国人统治的时候效率那么高？因为他们没有给予自由。现在那些小年轻不知道，当年的教育管治可没现在这么宽松。他们也不知道，港英政府当年有政治部，专门调查当时反对派（也就是现在建制派）的密信，而以前大部分香港议员也都是英国人委任的。
作为一个民航从业者，笔者又惊又怒：惊的是在9·11事件及土耳其机场爆炸案之后，从未见过机场因非恐怖袭击的安全因素而关闭；怒的是香港机场作为全球民航重要枢纽机场，关闭之后影响极大，而暴徒们竟然冲击香港机场入境口导致机场关闭。
在2000年前后，他们把整个宝石山都照亮了，灯光打亮后鸟全飞走了。大概一星期左右，市民在山上玩的时候就有好多虫子噼里啪啦地从树上掉下来。这种照明方式其实有非常严重的生态问题。杭州这次“烧山”之后，这种方式在全国大量景区里蔓延开了……
一些美国访客当场表示，希望能邀请我们去美国巡讲。他们认识到，中国既然取得这样的成功，其制度、政治和治理方式必然有成功的道理。一位美国前政要对我说，中国现在是大国，如果自己不讲，就会有人代替你们讲。
网友们的愤怒来源于一种公认的能够维护教育公平的制度被公然践踏。但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诸多批评的观点中，显得最掷地有声、最有底气的说法，反而是对于其违反规则的指摘呢？
我们需要智慧、需要用冷静的头脑来解决目前在台湾的那些乱象。我相信，如果这个问题能得到解决，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几代知识分子所不断追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实现。只要大陆经济发展得好，台湾的经济就会发展得更好，台湾经济发展得好，大陆的经济也会发展得更好。
西方民主病可概括为“四多三少”，我举的例子主要来自三个国家，美国，英国和希腊。希腊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发源地，英国是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发源地，美国是长期以来最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销美国民主模式的国家。现在我把它称为“三点一线”，展现西方民主制度一路走衰的大势。
未经批准不得经过内地空域才是这次民航局公告的点睛之笔。中国共有11个飞行情报区，内地9个，港台各1个。民航局对国泰的空域限制就是基于内地的9个飞行情报区，而香港飞行情报区大半被内地飞行情报区包围。若无法通过民航局批准进入内地飞行情报区，国泰航空甚至可能无法飞行。
中国的长期规划和有力执行是用来推进实现经济自由化和结构性改革，而不是用来巩固国家资本主义的。尽管这种长期战略偶尔会出现一些失误或短期偏差，但依然坚定不移施行。这才是中国数十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所在。
国泰是一家身段柔软，善于利用政策，能够深度挖掘自身资源潜力的商业公司。但倘若没有与香港民航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港英时代就积累下的人脉资源，香港与内地不接轨的民航体系作为屏障，以及香港政商一体对中资有目的性的敌视和打压，类似国泰这样的企业绝不可能过得像今天一样舒服。
初选民调结果出来后，我在当时说，如果团结是团结在讨厌民进党之下，或者团结在某一个人之下，这样的团结是极度脆弱的。真正的团结是团结在共同的理念、共同的价值、共同的信仰上，这个团结才是可以巩固的。但是现在韩国瑜也好，国民党也好，都没有讲理念和路线。
医院方面建议我多住院一天，我却执意上午出院。大街上商店照常营业；但与往常情况相比，估计行人还是少了约6成。刚想进地铁站坐地铁时，一对青年男女从地铁站出口走了上来，好意地告诉我“没地铁了”，而我出院前电视报道的却还是“某某线受阻多少分钟”。
考虑到国泰航空近期表现出的种种安全隐患，结合民航局最新的“迎大庆护进博”的文件精神，希望局方能彻查下国泰航空的诸多航空安全隐患，照章办事。
不论是规模、效率，还是就业人口，直接依赖内地经济的航运贸易都是超过金融服务业的绝对经济支柱和发动机。从最近的局势来看，显然有不少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毫不在意去破坏自己的经济支柱。
当时我们10多个人一起去，心里其实很害怕，满街都是黑衣人。但为了国家，我们只有冒着生命危险把国旗重新升起来。有人质疑说我吃“爱国饭”，如果没有那么大的爱国心，你肯定不会走出去的。
我们能够用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方法来挽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来注入流动性重新启动交易，来挽回投资人信心使市场尽快筑底。我们这样做并不会引发货币贬值，这是因为我们拥有了完整的货币主权。
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的政党。西方的政党，一定是某个利益阶级的代表。因此每个政党都只是代表社会各阶层中某一阶层的利益。因此他们需要多党制、需要轮流执政，来轮流为法国各社会阶层谋利。
我的生活每天被这些令人难以接受的价值观充斥着，再加上这些笔记从文本表述上来说并未违反小红书的社区规范，无法被屏蔽或禁言，让我有一种“看不惯却又干不掉”的无力感。尤其是炫富帖，毕竟作为内容审核人员，我们确实无法判定作者到底有没有法拉利，是不是每年花几百万买包……
我查过美国的相关法律，美国对重罪犯是否给予保释十分慎重，是放在羁押项下考虑的，而位列第一的就是暴力犯罪。香港政府在这些被控人过堂时是否提出拒绝保释请求呢？如果提出请求被法院否决，那么法院又是根据什么理由同意保释的呢？这些问题均未看见答案，令人十分纳闷。
现在不论是台湾的年轻人，还是香港的年轻人，他们骨子里还有太多的威权主义遗毒。虽然他们挥舞着民主的大旗，可是在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信奉威权主义。他们是在用威权的心挥舞民主的旗帜，说着民主的语言，实际上是在欺骗人民。
在公务员系统公然参与政治活动的倾向抬头时，香港特区政府必须凌厉出手、露头就打，维护政治中立的原则；如果回避矛盾、听之任之，很可能一发而不可收拾，对香港带来长远而严重的危害。
蒋渭水的女儿蒋碧玉，为求台湾早日脱离日本殖民统治，暗渡回大陆，寻求台湾复归祖国。而蒋渭水最亲密的同志陈其昌，一生投入抗日运动，1986年民进党成立之时，陈老先生沉重地说：“我们在日据时代奋斗，为的就是要做一个中国人，现在我们台湾人的党建立了，但在党纲中竟没有‘中国’二个字。”
反对人士认为机场目前的设计容量足够使用到2040年，才2011年怎么就喊着容量不够？只要香港机管局提高效率，充分利用现有两条跑道，就能满足到2030年的航空需求，无需耗巨资建造新跑道。对于这种反对论调，作为民航从业者的笔者只能哑然失笑。
西方发明了各种各样的“陷阱”忽悠整个世界，实际上真正的“陷阱”就是两个：一是“民主原教旨主义陷阱”，另一个是“市场原教旨主义陷阱”。不幸的是，这两个陷阱苏联都陷入了，最后走上了国家解体的不归路。
很多人在近代历史分期中看不太清楚发展路径，甚至找不到其中的连续性；并不是因为像某些学者所说的，前几次都因为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或不符合工业化规律而失败了，只有1978年之后这一次一举成功了。真正的原因其实不是别的，还是那个导致了英国和欧洲工业化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战争。
大陆网民形容柯文哲是“搅屎棍”，不能再贴切。台民党一出，绿营鬼门开，时代力量党崩裂，民进党头大。即便郭柯“半合不合”，只要不是壁垒分明，柯文哲都能保证挖出一大块绿营选民大饼。至于蓝营选情是否受影响，端视郭董“与柯的距离”如何拿捏，利与害很难说。
有朋友告诉我：“小红书早该被下架整改了，极大一部分分享帖子宣传着错误的价值观，白富美成了标配，竟然还有帖子求教怎么做第三者。”“我有朋友就靠在小红书写笔记赚外快，她告诉我她们有个群给你寄产品让你写帖子，粉丝多钱就多，粉丝少钱就少点。”
我抚着他的头轻声问他：“你觉得你是中国人吗？”他愣了一下，没有回答我。我立即对他讲：“无论什么时候你都改变不了你是中国人的事实！”我感觉到香港的乱象已经侵蚀到了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这个缺口不补上，就会像社会撕裂一样，我们的家庭也会撕裂。
1992年初，我曾邀请黄老师到香港参加一个关于“一国两制”的研讨会。这缘起于在《万历十五年》的一个版本中，他附文详细地谈到“一国两制”在全球历史中的四个案例，包括英国、荷兰、美国南北战争前、中国魏朝。他的有关说法与中国官方对“一国两制”是个“独创”的说法很不一样。
由于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只保持精干有效的核威慑，它必须拥有较多的陆基中程导弹，以实现与其他核大国之间的战略平衡。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减少其大部分受中导条约限制的陆基中程导弹数量，就必须大幅提高其核打击能力。对西方来说，两害相权，哪个轻?
有的会是要做出决策和部署工作的，有其必要性。比如政府常务会通常两周一次，有需要的时候还会临时加场。有一次政府常务会的议题多到50几个，那几乎是整整一天屁股离不开椅子。为了应对上级的各种一票否决和检查督查的要求，基层政府也只能一石多鸟、会中套会，留下痕迹，便于备查。
台湾方面社论仍将此次的措施当成是在突击台湾地区明年的“省长大选”，是对蔡英文的选情打压。这种言论无疑是幼稚的。台湾省长选了那么多次，为何会在今年才暂停，就为了打压民进党选情？这无疑是痴人说梦。
我们知道过去东南亚国家出现过很多很多的社会骚乱，比如印度尼西亚，那时我们的华人集团曾好几次在各种各样的社会骚乱中受到冲击，成为靶子等等。这些地方的华人经常会把他们的资本放在香港，因为放到香港总比放在印度尼西亚要保险得多。
有位美国人说过，他们不怕中国军事现代化，就怕中国军人毛泽东思想化。历史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真正灵魂和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
对特朗普来说，这批军售不过是让美国又赚了一笔，而特朗普身边那些信奉新保守主义的顾问们，则将军售看作为台北分离主义分子摇旗呐喊的好机会。中国拥有现代化的军事力量，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对全世界拥有巨大的经济影响力，因此“台独”事实上早已失败。
西方政客和媒体往往采用双重标准，你能想象西方政府包括英国人容忍有人冲击他们的立法机关吗？如果他们不能容忍，为什么又能容忍甚至支持有人在香港这么做？笔者曾在自己所在的西方国家组织过一场数千人的公共聚会，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
从古至今，妖由人兴。在香港问题上，兴风作浪的除了外国人，也少不了中国人。早在1982年，邓小平与撒切尔谈话时就预言，在香港制造混乱的“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
《长安十二时辰》是部公认的烧（chán）脑（rén）剧，但大唐美食才只被张小敬们揭开九牛一毛。既然包括段成式在内的大唐吃货的目标是：吃遍所有能吃的！既然是动物，那就长安十二时辰挨个滋味品来再说，看看到底拼出怎样一盘“杂俎”来。
香港反对派号称拥护“言论自由”，然而看现实行动，原来这所谓的“自由”是仇警、反政府的自由。只要媒体机构的报道立场或表述没能让示威者或“反修例“行动的支持者满意，说出所谓“亲中”，甚至“反暴力”的话，就可能招致网络上的舆论攻击和人肉暴力。
从2018年美方单方对中国施加贸易限制措施，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来，经过打-谈-打-谈-打的一轮完整实践，如果美方是具有学习能力的话，那么就应该能够读懂中方释放出的清晰信号：以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为基础的建设性的沟通、磋商以及对话，是解决摩擦的唯一出路。
此刻我愿意相信，如果我们真的能在银幕上复活属于华夏神谱的宇宙，那《大圣归来》和《哪吒之魔童降世》，就相当于我们的《钢铁侠》与《美国队长》，《西游记》和《封神演义》，就相当于我们的《复仇者联盟》与《X战警》。
中国“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方式，从根本上颠覆了许多“外围国家”对西方模式的迷信，“历史终结论”在他们心中真的走向终结。中国的成功为“外围国家”发展提供了极有吸引力的榜样，这是中国的软实力之一。中国不会“输出”中国模式，但越来越多的“外围国家”希望借鉴中国经验来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
我的作品里面没有玄幻力量，而是引入了一个超前的工业化思维，替代传统作品中的神仙地位。这是附着于现实故事的工业化想象。如果让我命名，我乐意称其为“工幻”，是纯农业时代的工业革命幻想，是古代人想象的工业社会。
天地无道、失落了人间正道，我们才被迫去相信和依赖“盗亦有道”。这样的香港，既能发酵出黑帮片的土壤、能呼应上黑帮片的逻辑，也能匹配于黑帮片的取巧投机。 然而，陈浩南与小马哥的时代早已烟消云散，剩下的只不过是啤酒肚、大金链子和行为艺术般的结拜仪式。
在充气情场驰骋多年的老手都知道，在经历九转曲折之后，充气娃娃的地位，和勾引小伙们的手段，都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时至今日，仍有无数小伙愿意掏上千八百块钱，和硅胶姑娘们来一场真情实感的恋爱。而这短时间内充气娃娃界发生的变迁，早已超出人们的想象。
我们以前工作的时候，军装就是我们身份的象征，警察肩膀都有一个编号，大家可以清楚看到。但是现在有人开始愚弄警察，要警察拿委任证。如果警察穿便装，要求看委任证，我觉得这是合理的；但是一个穿军装的警务人员，为什么还要拿委任证出来？是否过分了？
李鹏委员长因为非常熟悉情况，在会上提出将三峡原准备全部送华东地区的电力，转送300万千瓦到广东省，这样就能补足向广东送电容量的不足。当时正在就三常线与ABB公司进行商务谈判，李鹏同志还建议可以将三峡至广东的三广线与其捆绑在一起，增加谈判的筹码。
激进示威者竟然以为民主价值可以对一切暴行发放“许可证”，这是一种极端幼稚又极端可悲的政治病态心理。某种意义上，“毁坟行为”对香港社会核心价值的损害要远超“占中”或“反修例”本身：后者不过是民主对法治的僭越，但前者却是野蛮对文明的逆袭。
这是迄今桃园机场最大的私烟破获案，夹带私烟的整整五个航空货柜，伪装成专机上的卸载货物，加入“总统”车队走免检查的“国宾”通道，却被调查局拦下检查。顺带一提，主嫌官员的名字叫做吴宗宪，我忍不住笑了。
根本不需要理会民进党怎么讲，就问民进党“你主张独立还是主张不独立？要么你现在就直接明明白白地跟全台湾、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宣布你绝对不独，不宣布，你就是主张独立，要把台湾带入战争的危险。”
当下西方，在西藏、新疆乃至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奉行所谓的西方“人权”标准，干预中国的法律意志和政策实施。实际上基于上述逻辑，这背后西方可能是犯了“政治迫害臆想症”，也可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一些人在谈论“两制”的时候不是在谈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在谈香港的自治权，谈香港与中央的分权关系。在一些人的理解中，“两制”就意味着中国有着两种不同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力安排。这是香港回归以来极端反对派能够鼓动或裹挟普通市民上街游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切不要以为没有破坏力量。这种破坏力量可能来自这个方面，也可能来自那个方面。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由乱变治，这样的干预应该欢迎还是应该拒绝？应该欢迎。乱就得干预，不只中央政府要干预，香港人也要干预。总会有人捣乱的，但决不要使他们成气候。
国有企业改造、社会保障体制完善，能否像欧美一样由国家全包，搞貌似公平、实是特权的福利制度，最终成为国际竞争力包袱？中国应发挥家庭、社区、地方、中央多层次作用，不能片面否定企业办小社会，否则将导致赚钱归企业，失业归国家，家庭、社区瓦解，体力活与科技活日益依赖外国移民。
一是中国块头大了，物理上再继续韬光养晦已经做不到了；第二，现在国内老百姓的心气儿也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再韬光养晦，老百姓也不干了；第三，还有客观的情况，我们国家的利益多了，如果我们不去保护，那谁去？另外国际上对中国的责任要求大了，这个时候如果还躲着，人家要骂我们的。
打开正史，被记载的乐伎多是作为“政教模板”的男伎，许和子这样臻顶的歌伎也只是在野史杂记中有所记载，不能被编入正史。乐伎甚至没有权力以“户籍姓名”生活，以免玷污宗族。她们“一览众山小”的地位仅限于本职业圈，一个歌伎是绝不可能用独立的人格“面世”。
国家命运不能靠空话支撑，更不能靠“八股”支撑。现在有些文章，摆了一些情况，又指出发展三种可能，结论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至于问题如何解决，答案是“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这跟没说一样，是不行的。学者也要知亡国恨，就像宋朝崩溃，不着边际的学问要负大部分责任。
如果说苏联板块在西方压力下崩溃了，那为什么中国能够实现这个突破呢？突破西方依附体系，我个人认为，如果用下棋来比较的话，中国是下了一盘大棋，下了一盘险棋，下了一盘妙棋，最后脱颖而出。
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再受到“华盛顿共识”意识形态的束缚。所以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选择范围扩大”的时代。这一点非常重要。并非所有的西方观察家都很欢迎这一转变。因此很多人称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彻底改变了全球公共话语体系。
因为张扣扣不满判决，杀人就有“可原谅或可宽恕的基础”？当事人对判决不满其实是任何社会都会有的现象，还不少见。这既不意味司法判决一定就有问题，也不意味不满判决的当事人可以自行其是，甚至以所谓的复仇挑战司法判决。
近期，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再次将目光聚焦在养老保险这一关乎民生的问题上。根据这份《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预测养老金将在2035年耗尽。一石激起千层浪，网友们都在哀叹：我的养老金呢？！但我们仔细研究这份报告，结果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莆田系”降低了大家对社会办医的好感，中国目前社会办医的主体力量确实也还是“莆田系”，但我知道很多现在也在不断改进，它们也认识到医疗行业的特殊性——不像一般的一锤子买卖，宰人就可以挣钱；医疗服务是信誉产品，必须要有好的口碑，才能可持续发展。
任由牛女士凭借员工资格获得免费机票乘机并闹事是国航的不对，自家的员工、自家的航班真想管还能管不了？而民航网发表的评论文章称“牛女士出发点是好的，应该得到社会的认可”，不由让人觉得这颇有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之感。
美国日渐衰落，中国正在崛起，美国一定会打压中国。从策略计，中国要疏离美国，惹不起躲得起，可以顺势脱钩。包道格认为中美不容易脱钩、脱不了钩，许多中国人也是这么判断。尽管现在脱钩，对于中美双方都是难以承受之痛，但从长期看，中美两大经济体迟早要脱钩。
“黑韩产业链”只会让支持者更团结，对韩国瑜巩固铁粉有利，真正对韩不利的是吹捧他过头的“毁韩产业链”，这个产业链的高度排外，使挺韩意志不坚的选民迅速漂离。年轻人最喜欢反主流，反吹捧，他们这几个月的大批出走，就是韩国瑜的大警讯。
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重要的是要展现中国人最基本的自豪感，“我是中国人”这句话，并非只是在各种派对和集体活动中拿来聊备一说的噱头，而是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日常行为中时刻牢记于心的价值观。
即便不熟悉具体的刑法条文，仅以一般的朴素法律观来看，我们也能知道，强奸在刑法处罚上的强度肯定大于猥亵。具体而言，根据刑法236条的规定，强奸最高刑可至死刑；而猥亵最高刑仅为有期，不存在数罪并罚的情形下，最高不过15年。
这个县前几年一次中考前100名的85个全走了，就剩15个在本县念书，想想这个县还有元气吗？元气已经被抽空了，接下来如何下好这盘棋是相当难的。而初中毕业就到外地去上学的孩子，从原生的土地上被连根拔起，他们还有什么生活经验可言。
大开国门，拥抱国际，欢迎五湖四海的留学生来华深造，并积极为他们提供帮助和便利，当然是正确的选择。友好对待外国人，彰显一个民族自信和友善的品质。但自信、自尊和自爱，才是一个民族能够真正实现伟大复兴的内在精神驱动。
素质教育不应该成为分数低的遮羞布。现在高考就是在努力考素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都尽力通过高考能一定程度得到体现。高考也许有一些不足，但目前还是选择人才、促进阶层流动的最公平的方式。为什么分数高就是应试教育？应试本身也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
我生于抗日战争后期，亲历重庆解放、“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深感历史潮流的非平衡发展趋势。探讨中国的复兴之路，是我求学和探索过程中始终关注的问题。
可是情况变化得很快，这些后来都消失了，大家再也听不到人们谈论华盛顿共识了，大家再也听不到人们谈论全面私有化、削弱国家角色的话题了。因为新自由主义等随全球化兴起的观念在发展中国家被“发展实用主义”取代了。
历史告诉我们，曾经的殖民统治势力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斗争一直都在，只是你可能不曾感觉到罢了。历史还告诉我们，有时候打败自己的不是外部势力，而是自己的天真无邪。小到翻译，大到国是，莫不如此。
黑社会一定要贿赂公权力，寻求掌握公权力的机构和个人的庇护。比如我国禁止卖淫，而实际上仍存在风月场所，可以肯定这些场所都会得到当地一些公权力机构与腐败官员的纵容或庇护。所以，要打击有组织犯罪，就必然要着力打击公权力中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长江学者”的评委会构成缺乏透明度，学术共同体无从知晓是谁在评审候选人，只有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十几个人和关系灵通的极少数人清楚。其造成的后果是，评委会无需为评选结果及其中的暗箱操作对学术共同体负责……
市场决定话语权，但生产不决定。中国过去40年来主要靠生产，变成一个生产大国、出口大国，但如果中国经济下半程想在现有规模上进一步发展，所有的发展政策就必须考虑到如何让中国市场变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战略。这个战略不是出口战略，也不是制造战略，而是进口战略，是市场开放战略。
很多人忽略了6月9日和平游行的晚上，已经开始有暴力袭击的行为，还有人打警方，打到警察头破血流！但是警方采取了过度忍让的态度，这会让对方觉得警察是一个可以挑衅的对象，也解释了为什么后来会有暴力冲击立法会。
所谓的“自由民主正义”沦为反对派政客争权夺利的政治工具，制造冲突、煽动分裂是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每当有市民走上街头，就能激化这些人对特区政府和建制派的敌意，也就越能为了11月的香港区议会选举以及下一次立法会选举争取到更多票源。
我们的希望在于人民币国际化，原来的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推动方式有问题。现在机会似乎来了，美元信用在下降。大家知道美元上写一句话"IN GOD， WE TRUST"，但大家已经不太trust它了。
我记得十八大召开前夕，我在英国广播公司接受采访，主持人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吗？”我当时笑了，我说过去这么多年，你们对中国政治的预测哪一次是对的？我记不起来。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过去历史经验中品尝了封闭的苦涩与开放的硕果，只有更稳定深度的开放政策，才能有更多的发展机遇，这一点已成为共识。过去我们总以为国内石油天然气资源应该限制国外勘探开采，但这样却不利于石油天然气产业发展。
在这样大一个国家，推行账籍制度，想想就很伟大。可是，随着太平盛世的到来，基层的账籍工作也频频出现偷懒马虎的现象，大家似乎觉得悠悠盛唐，天彼万国，小小的漏洞根本无伤大雅。殊不知正因为这样，为租庸调制的崩溃埋下了隐患。
野鸡大学还算容易防范，然而很多正规大学的“野鸡专业”也是耽误孩子的青春。教育部每年公布取缔某些高校部分专业招生资格的通知。这些专业往往不具备足够的师资力量，无法完全完成培养目标，导致学生就业率低。
有示威者由7月1日早上开始一直与警方对峙，堵塞道路，以一些不明液体来攻击警察，到中午时分情况急转直下，示威者以极暴力的方式冲击立法会大楼，我们所看到的是他们用铁枝、铁箱车，破坏立法会大楼的玻璃外墙，用一些带有毒性的化学粉末攻击警察。
信息是一种战略资源，谁在跨文化传播中占据主导权，谁就在制度竞争、国家竞争和人心竞争中占据主导权。数字化时代的跨文化传播手段、主体、内容和前数字化时代完全不同，一个人的影响力超过一个媒体或机构非常正常。传播过程中“文化冲突”也会更直接强烈，并能以极快速度成为公共事件。
十几年前，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时说过一句名言：“要么与我们在一起，要么就是我们的敌人”；现在特朗普总统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的逻辑也是：中国贸易顺差，便是中国得了好处，美国吃了大亏。这些观点内容迥异，但背后的深层次逻辑是一样的，即零和游戏、你赢我输。
上海市民已经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小区里和家中思考与讨论垃圾分类，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它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是，创建现代化的垃圾管理系统要从教育公众开始，树立一种公民集体责任意识。如果世界真打算清理垃圾，那么完全可以以上海的垃圾分类新政为榜样。
大连打人事件发生后，受害人吴女士被诊断为右侧额、顶部皮下软组织、双眼侧周软组织肿胀。很多网友看到这个诊断以后都表示不解，施暴者出手如此之重，遭受暴力袭击的吴女士只是皮下组织和软组织的肿胀，是否报道出现了偏差？
现在看过去的武侠，尚能看到古时中国人的样子。这个“样”，是指风度，是为人处世，有分寸感，有道德感，有侠义感，羞耻感。这些中国人的“样”，眨眼之间，隔几代人就荡然无存了。大家都心知肚明，手里有权有钱，终究比手里有剑好使。
你们一定要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今天的中国每三年创造一个英国的GDP，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一点都不害怕制度竞争，一点都不害怕模式竞争，特别不害怕政治制度的竞争。中国模式不管怎么样，它逐步演进，与时俱进，不断地进行改革，不断地自我调整。
党的基本性质是扁平组织，基本任务是组织动员居民，把“群众”组织为“人民”，维护人民权利。我国有9000万党员，几乎每10个成年人里有1个，但都市居民区却没有共产党支部。我国不断派员去新加坡学习社区管理，让那里的官员们十分吃惊，因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效法的就是中共早年的社区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