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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取激烈对抗的姿态退回中国市场，这绝不应是中国的选择。如今，中国已是世界多极化的倡导者，我们要的就是融合到世界中，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争一时之气，放弃全球市场，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也不是对中国发展有利的选择。
在逐利的错误价值导向下，医保的资金池就算做得再大也终将入不敷出。医疗卫生体制一定要有国家规划的顶层设计，让人民群众少生病少花钱。且从国家和人民的全局利益来看，由于预防医学具备不可比拟的费效比，大力发展预防医学是让医保制度得以维系的合理选项。
当前国有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重点并不是各类职能企业的内部管理体制存在什么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国有经济的顶层制度。大家最关注的问题有两个： 一个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另一个是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不到位……
世界上总是有些人对中国有各种质疑，但我们中国人民经过70年的奋斗和探索，找到了自己成功之路，我们把它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叫做中国模式。虽然这个模式还在不断完善之中，我们今天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个模式经得起国际比较。
出现这个看似奇怪现象，不是因为引发争议的网络文字本身有什么高明之处，而是我们转型期意识形态仍有个别不适应改革开放实践深入推进的内容，这些因素通过意识形态特有的场域效应影响社会心理，导致个别舆情甚至一点网络噪音也能产生超级放大的看似怪异效果。
城市中小学的问题是，课内学习时间缩短背景下，孩子过多地被各类培训班所束缚，陷入市场主导的恶行教育竞争中；而农村中小学的问题是，课内学习时间减少，而又缺乏课外培训辅导，孩子过于自由散漫。农村薄弱地区的教育将受“减负”政策最严重的影响。
如果政治精英团体都具有某个特定社会背景，即便他们会做出特别的努力帮助其他社会背景的人，统治者或许仍会缺乏执行有利于其他族群的政策所需要的知识。无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话语说得多么动人，这样的领袖常常缺乏足够的动机和知识去为这些人争取利益。
走着走着，走路不经意间成为我观察社会、观察生活的一种手段。我每到一地，无论国内国外都要长时间地徒步，号称用脚“丈量城市”、“丈量大地”。通过走在街道上、走村过寨，观察城市与乡村的状况、观察社会生活的细节，发现和比较不同人群的行为习惯和特征。
为了把玉兔二号顺利转移到月面，匠心独运的中国航天人设计了精巧的转移机构。具体的过程是：两根悬梯先向上展开到位，锁定；玉兔二号再自行行驶到正确位置，悬梯连杆在“小兔子”的重力和电机的共同作用下，将悬梯下放到位；最后玉兔二号沿悬梯驶向月面。
今天沈阳整个经济精神面貌远远比底特律好，现在财政收入20%-30%来自宝马，一年有将近200个亿的财政收入。经过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积极努力，我们没有产生底特律，这一条要告诉美国朋友们，不能把自己的问题推给全球化，你们自己也有问题。
我们这些怀抱中国心的岛内爱国人士，不是计较领导人见我们几次面，而是统一真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我们不甘继续被政客协同美日压榨，看着庞大军购拖垮经济，内斗内耗困死台湾。
民进党执政了，有一个人去当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后来发现不对，这个立法机构怎么有一些政策是专门限制教育部门的？他去一查，原来当初是自己干民意代表时提出来的议案——那时是国民党执政，结果等到换他执政，受到报应了。
台湾人听到“一国两制”就会认为是港澳版的，自然兴趣缺缺。毕竟台湾与港澳还是有不少差别，港澳版的“一国两制”再好，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上，解决台湾问题确实需要新版本的“一国两制”。大陆希望两岸双方能坐下来谈“一国两制”的实质内容，但台湾这边……
从三十条减负政策来看，教育部希望减负的决心非常强，但是减负政策内在逻辑混乱，减负措施的效果会相互抵消，可能仍会起到越减负，学生和家庭负担反而越重的结果。教育部在政策制定时只是采取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
我们现在已经走在统一的路上了，但统一是一个过程，不是说现在开始统一，明天就统一了。我们探索“两制”的台湾方案，是为了解决两岸之间的政治分歧。虽然外界一直在呼吁“统一时间表”，但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开始遭遇较大困难，结构性矛盾凸显，中国开始告别已经延续了30余年的高速发展期，步入“新常态”。为了更好地理解“新常态”、我们有必要追溯过去一轮经济增长的历史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迁的原因。
台湾已不具备和大陆“党对党对等谈判”的条件；或者说，台湾已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在实力和位阶上，足以和中共就“一个中国”平起平坐。台湾同胞要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与所有中国人平起平坐，已无法寄望于台湾当局。
70年代任何引进外资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拉美和亚洲的国家，都普遍出现了债务危机，中国也同样出现了，直接表现为1978年、1979年财政赤字突破200亿。就和毛泽东当年土改一样，邓小平也给中国农民分了一块地，内容是一样的，但叫法不同。
我还记得2000年到法国留学，被停满学校的家庭轿车、高速铁路、琳琅满目的手机所震撼，真的感觉到了未来世界。当时法国著名智库国际关系战略研究所（IRIS），其年度报告都在说中国要崩溃，却一直被事实打脸。后来智库的创始人博尼法斯先生实在看不下去了，直接把负责中国的研究人员开除。
中美这40年挺成功的，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美国通过与中国合作，在战略上赢得了对苏联的竞争优势，最后赢得了冷战。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美国通过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应该是个双赢，谈不上谁欠谁的。
我们必须将法律多元主义看作是法治秩序的常态，尤其是类似帝国形态的大国法治的常态。法律多元主义乃是大国法治的必然产物。“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建构不仅要考虑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面临的治理区域多样性，更要考虑多元社会中必然要面临的生活方式多样性。
除非大力鼓励生育能把生育率提升到接近更替水平附近，出生人口的长期快速萎缩将一直持续下去，其后果是中国人口将极度老化。人口坍塌将会对经济社会的产生巨大的下行惯性，导致整个国力乃至中华文明的全面衰退。
我们感谢农民，是因为农民开启了中国改革。1978年一个冬夜，小岗村18名农民搞起了“大包干”，开启了农村改革的进程。如今，改革已成为全社会共识，但我们不能忘了改革是农民启动的。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
有的中医说：“中医里没有火疗。有，请从四大经典中给我找到出处。”可有的中医却认为，中医有火疗，只不过“不是谁都能操作的……操作者首先必须是经验丰富的医师”，还大肆渲染危险性。拜托，我也支持清理门户，可诸位能不能先对对词啊？如此矛盾的说法，怎么取信于人？
“权威指南不承认保健品”这一事实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凡是证实有效的都会成为药品，只有那些“无法证实具有治疗效果” 的商品才会继续呆在保健品的行列，当然这不耽误它们宣称有比处方药更显著的疗效、更小的副作用。
最近基辛格博士访问北京时，我问：“对当前中美关系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中美交往40年关系起起伏伏，折腾之后总能回到正常轨道，如同钟摆效应，现在仍是这样。另一种认为中美关系是范式性的转变。您怎么看？”基辛格话讲得很委婉，但结论清楚：“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了。”
2018年接近尾声时，两岸各自选出了年度字，大陆是“奋”，台湾是“翻”。这是不寻常的一年，大陆，台湾乃至于全世界，都呈现波涛汹涌之势。对台湾而言，2018是翻转年，长达30年的本土民粹社会运动告终，连“政党”的存在与必要性都受到挑战，大家相当一致地要求拼经济。
继易纲、张茅等领导公开表态之后，国务院明确表示将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和大中小企业一视同仁。竞争中性原则在标准化、政府采购、融资、用地、招投标、监管等各方面都可能有所体现。这不仅将促进外资的引进，也将对结构性改革起到推动作用。
《亚当·斯密在北京》问到，为什么中国这个文明，1840年后看来气息奄奄，100年后又站起来了？这是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我们作为第五大文明，是从延续5000年的文明走出来的，100年算什么？那仅是历史的一瞬间。
亲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波澜壮阔历程，我们会发现，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解释不了这个奇迹。如果我们硬用那一套话语来解释的话，恐怕中国老百姓首先便不信服、不买账，用这套观点来解释中国的发展，与我的父亲母亲都谈不拢，因为这与他们的切身感受完全不符合。
当年，著名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先生为了反对辽宁舰服役，称中国不是海洋大国，只是一个“小姑娘”，因此不需要航母。当时笔者曾撰文《中国是“小姑娘”还是“钢铁巨人”？》来纠正马鼎盛的错误观念。
港英统治时期，香港记者协会并没有太大实权，仅是行业人员的一个交流平台，始终秉持亲近港英政府、服从管理约束的立场。然而，在香港即将回归之际，该协会“突然民主”，要求港英当局大幅度修改各项法规条例，以确保“新闻自由”。
毛泽东曾对中国留学生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今天我将毛泽东主席的寄语送给大家，为了我们的祖国，愿与大家共同奋斗。
中国金融要走向普惠性，走向为中低收入阶层服务，不是天天面对着王健林、马云，也不能天天面对富裕阶层，天天贵宾室的。有100万美金和1000万人民币的人还是很少的。我们99%是中低收入阶层，应该为他们提供服务，这就是普惠金融。
互联网颠覆了多少传统的商业模式和业态，但不能颠覆基本的道德伦理和人文价值。财大气粗、长袖善舞的资本，貌似可以搞定一切，但永远搞不定的是人心，是公众的道德评价。
改革开放给中国几亿劳动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它，哪怕离乡千里之外也要出去打工。他们为什么这么拼命努力工作？他们又是为什么能够适快速适应非农业各种岗位的技术要求？横向对比其他国家，只有中国的劳动者做到了这一点。
我在1987年县乡财政体制“分灶吃饭”和“卫生医疗体制改革”时就开始担忧。进入90年代后，我国的主要农产品基本供求平衡，高度分散的小农被迫落入“增产减收”的小农生产积极性陷阱，农民、农村、农业每况愈下。终于，我于2000年奋笔上书时任总理朱镕基。
改革纪念的多种话语中，有一种近似“悼词”式的话语颇值得关注。这种话语的典型标题特征是“世间再无邓小平”、“中国改革已死”、“中国将要落入某某陷阱”，认为中国改革走了歧路，必有恶果。
在所有改革中，人口政策的改革最重要。因为人口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维持人口的均衡发展则是确保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虽然人口问题是慢性问题，但影响深远。只是人们常常高估短期效应，低估长期效应。
柯文哲拜访李登辉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取得一个绕过“九二共识”，又能为大陆所接受的新号召。李登辉当然是没有答案的，没有人能有答案。重点在于，大陆要不要给柯文哲一个独家的两岸话语权？在笔者看来，倘若大陆这么做了，其实是在制造一个新形态的“台独”护身符。
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中美两极格局不大可能受到意识形态对抗所左右，也不大可能导致有关全球秩序变革的根本性冲突。大多数国家不会形成泾渭分明的军事或者经济集团，而是采取双轨外交政策，在某些问题上站在美国一边，而在另外一些问题上站在中国一边。
一周之前，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18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在我最近一周经手的亚太地区的教育数据而言，中国在“男童女童享受同样的教育机会”这件事情上，做的很好。但中国在这一部分的排名落在148个国家的111，这让我很诧异。
黑龙江旱作区农场普遍每年都进行土地调整。如某个农场的户籍人口有1.5万人，总土地面积20万亩，人均土地14亩，有50%的农民外出务工，留在农村耕种土地的农民户均耕地100-150亩。一块地的面积一般都有500-600亩，农民之间的土地没有田埂，用田垄数量来确定每户的耕种面积。
我倒是希望，下一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美国不要再来求中国帮忙，希望美国资本主义自己扛过去。我也希望下一场危机到来的时候，中国政府也考虑一下对于忘恩负义的国家，有没有必要出手相助？或者说，中国社会主义有没有必要救助美国资本主义？
深度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态度比较潇洒，只要生活能过得去就行，农业上能收多少算多少，打工能挣多少算多少。这与深度贫困农村的社会观念有关，他们并不认为金钱是最重要的……
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即使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也在为后来的中国工业化的起飞留下了宝贵的种子。今天在我们感恩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工业化的巨大成就的时候，应该认识到，工业化的起飞是在经历了四个四十年的长期滑行之后才实现的。
那时进行改革的国家有很多，不少失败了，其他的也没有能够取得能与中国相比的成就，为何中国会成功？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为改革开放成功开启准备了必要条件，但是必要条件不等于必然成功。成功取决于我们抓住了时机、没有被人“忽悠”、做出了正确的战略选择。
前一段时间，社会上出现了要消灭私有制、“民营经济离场论”等观点，造成思想上很大的混乱，这跟党的方针路线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很多有识之士都参加了这场讨论，通过这场大讨论，等于是给民营经济正名了。
12月18日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不仅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也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
好事多磨，在解决了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之初的“三个问题”后，事情并没有结束，浙江大学一位民主党派校长给朱镕基总理写信说，杭州湾跨海大桥选址有问题。信中反映，这个大桥的选址破坏了周恩来总理选定的钱塘江潮汐发电的地址……
就在此次挂职中，我看到了美国对于中国的警惕和防范，体验到了霸权国对挑战者的刁难，这种刁难甚至到了极其可笑的地步：他会进行莫名的搜查、盘问和骚扰。从那时至今，我因此得以两度面对FBI便装职员的“交谈”，无论是免费的咖啡，还是免费的午饭，又或者是免费的取消了我去美国的十年签证。
美国有两种选择，一个是继续从中国进口，老百姓对这些产品要增加25%的价格，家庭生活支出要增加，剩下可以买国内制造业产品的可支配收入就会减少，造成失业率增加。另外一种选择是……
我们在调研中常听到干部讲：检查的人多了，干活的人少了；告状的人越多，干活的人越少。原来的主要倾向是乱作为，现在的一个倾向是不作为。怎么短短时间内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显然是监督多了、制约多了，他们的顾虑多了。
过去40年，中国强力推行教育改革，从恢复高考到高校扩招，从减负运动到素质教育，从建设“双一流”到推进教育公平，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但也留下诸多后遗症。 先进理念是一回事，利益分配则变成另一回事；出台政策轰轰烈烈，实际执行却我行我素。
中国改革开放究竟做对了什么？简单地用政府、市场等概念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并未抓住问题的实质。“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改革本质是促进社会解放和公平正义。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一国两制的具体法制化，而没有一国两制，改革开放就缺乏杠杆支点与方向感。改革开放40年中的“一国两制”，成为邓小平“春天的故事”的华丽篇章，也是民族复兴与国家发展智慧的凝练及升华。
针对一家本港回收公司涉嫌违约占用政府公共资源谋取私利，我写了《屯门环保园为谁变废为宝？》，狠批环保署失察失职。结果见报第二天就接到朋友电话，问我：你不是爱国爱港媒体的吗？怎么最近老在骂政府啊？这家涉事公司老板可是建制派人物，你是不是疯了，还署真名。
直播只是推动乡村教育发展的一种可能，我们既要防范催化剂的副作用，也要寻找更多的催化剂和更多的可能，使得乡村学校的教师和学生被激活。乡村教育改变的关键在于人潜在力量的激活而非技术的展演。
中国代表团到孟买，印度人问：“你们上海比孟买落后多少年？”代表团一听，傻了，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但还是回答：“落后很多年，等你们指导”。半年后印度代表团回访到上海，代表团团长掐自己的腿：“醒醒，这不是纽约，这是上海！”
距离下次2020年大选只剩13个月。谁代表党选“总统”将是未来5个月的媒体焦点。谁宫斗谁？谁又渔翁得利？讲宫斗就想到 —— 尔晴必须死！吞败的政党在找战犯，吞胜的政党也在找下一场选举的可能战犯，现下各方人马都在找尔晴。那么，到底谁是尔晴？
有学者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在处理“十三（五）岁现象”时所面临的困境，形象地比喻为“养大了再杀”“养肥了再杀”的“养猪困局”。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迫在眉睫。
抗战老兵们每当听说网络上抗战英雄被摸黑的事情，都会很愤慨。老兵们不后悔当年在战场上流血拼命，不后悔身上的弹片和伤疤影响了自己一辈子，却怕自己的奉献付出被扭曲、失去意义。
1999年时仅为15.61％，到2003年也只是26.74％。2009年，这一数字增长为43.26％，2011年为62.49%，2015年则进一步增长到90.54%（当年全国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率为99.6%），2016年达到了92.48%。这些增长的背后发生了什么？
今年3月，湖北孝感一位女孩被犯罪嫌疑人黄某用剪刀挟持抢劫，并被强制脱光衣服，但因犯罪嫌疑人黄某未满14周岁，依法不承担刑事责任而无法立案。受害者的母亲痛苦地说：“我就不要什么赔偿了，我现在就要求他家孩子去坐牢，他们家孩子做出的事情完全不是未成年人作出的事情。”
从加拿大总理本人的角度，没有太多对华意识形态上的反感。但是从加拿大自身的角度又确实是中美谁都得罪不起。现在孟女士被扣事件恰恰一个特性就在于不论加拿大最终决定放人还是引渡，都将得罪“得罪不起”的两者中的一位。
大多数评论都在说，《狗十三》这电影是在控诉大人如何残酷地毁掉一个孩子的天真。如果说大人不理解13岁的李玩，那李玩又有替大人们考虑过吗？一个孩子并不能一直照自己的想法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任何人迟早都要面对自己不顺眼的世界。
从2016年以来两党的表现来看，民进党是应该输一些县市，从而受到教训。而国民党小赢，也同样有着继续反省的压力。但目前这种极其令人瞠目、超出两党表现的结果，则会令国民党自我感觉良好，民进党则不知道错在何处。
从最初单纯的互助经营想法到见证一个与初心渐行渐远的亮点工程崛起，阿勇百感交集：“合作社实际上都是国家拿钱贴出来的，但是这个钱所起到的效果并不大。国家现在是把一部分人扶持起来了，大部分人都没有扶起来，在原地踏步，一部分人甚至还在倒退。”
我在早年个别场合讲过“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现在我仔细考虑不能这么说。马克思研究的是英国，马克思说我研究的不是英国经济学，我讲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般规律，亚当·斯密也是如此。经济学，不能按国界分，我们要提炼普遍性。
我对朱镕基总理说：现在这个形势恐怕涨工资已不现实，是否可以增加节假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休息机会，也是提高福利的一种方式。同时还可起到调整经济结构作用，增加消费、旅游、服务业等三产比重。从现实情况看也不会影响劳动生产率，影响产品产量。
特型演员刘劲有点“闹心”。他率剧组赴延安拍电影，想拍摄再现1973年周恩来总理回延安时的场景，却发现当地已很难见到当年的黄土荒坡，在黄土高原更深处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外景地，不得已在后期制作时通过采取高科技手段处理，以达到所需要的效果。
这一次，民众是经历了两年多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带来的苦果，并由最有切身之痛的族群发难，效应才大幅扩散。在有心人从中作梗的状况下，维持正向的两岸关系，着实不易。更别说所谓有心人，还包含现在对中国大陆怀抱敌意的美国人了。
蓝绿体制其实是一种内耗而垄断的体制：由于内耗，而没有口径一致宣布“台独”的可能；因为垄断，也没有过渡到两岸体制的准备。许多人厌恶马英九说的“不统不独”，其实他只是抖出蓝绿体制的实情，那并非是什么主张，因为它毫无前景可言。
过去每到台湾观察选举，总有人振振有词地声称：大陆不民主，两岸不统一。仿佛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事实上台湾的民主既不能发展经济，也不能弥合内部分歧，还选不出优秀的人才，更不能令政党吸取教训，甚至腐败和裙带也一直都存在。
袍哥在四川分布非常之广，到底广到什么程度？有的说有一半的人是袍哥，有的人说2/3的人是袍哥。范绍增的估计，他说90%的成年男人是袍哥成员。在194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廖泰初发表了一篇英文论文，根据他的调查考证，他认为成年男子的70%以上是袍哥的成员。
在胜选背后，国民党中央仍要认清现实——选民是教训民进党，而非支持国民党。党中央没有提出让民众耳目一新的主体政见，选举过程中央也没有提供较好的选举策略，完全放地方选举人自生自灭，更别提部分高层在选战过程中的失言及失态，都是国民党要检讨及改进的。
现在的问题变成台湾是“绿头蓝身”，当局是民进党，地方是国民党。如果地方政府经济真的搞上来了，老百姓这一年生活过得好了，这个功劳到底是算国民党的县市长还是算蔡英文的？
我在台大参加与选举有关的研讨会时，发现一位台大的学生用的是华为手机。台大的学生比较偏绿，这人不用台湾手机，也不用美国手机，是会有一定压力的。我问原因，这位学生很平淡的说华为手机便宜啊。什么消费者忠诚度，什么价值理念，都比不上一个价格。
在民进党的价值观中， “台独”是目的，反核是神主牌，操作同性恋议题是手段，而媚日更是基因上的毛病。可笑的是，一路操作的“公投”到今天却成就了民进党价值观的全面败退，民进党被民众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
台湾岛内“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惨败，有人说，这是“网军”用假消息误导的结果。这个潮流的始作俑者，应该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16年，奥巴马主持了民主党败选总结，他认为因为外国政治力量借助社交媒体散布假新闻，才导致特朗普胜出。
在qq群、微信群里给孩子打卡完成作业，日益成为一些地区家庭教育的隐性负担，其中在幼儿园大班、小学一年级阶段表现最为突出。例如，英语每日发语音作业，在QQ群里朗读课文；孩子在校学习广播体操，回家复习后，还要在微信群里发视频汇报……
面对不一样的现实问题，学者的逻辑规则也不一样。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实事求是”派。今天我的学术定位是由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决定的，该“鹰”就“鹰”，该“鸽”就“鸽”，怎么对中国好就怎么来。如果硬要概括，当代中国崛起最需要的不是鸽派或鹰派，而是龙派。
笔者自己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晚上睡觉时宿舍一关灯就开“恳谈会”，天南地北，国内国外，七嘴八舌。尽管都是女生，乱侃海湾战争也毫不含糊。但是台湾学生好像只关心电影、明星、时尚、大学的活动，偶尔听笔者讲和台湾有关的历史、国际事件，都纷纷表示闻所未闻。
年轻一代应该回顾过去，了解中国在过去四十年中都取得了哪些成就。我希望年轻人能够理解国家的未来左右着你的未来。正因为此，我们应该感谢党，感谢中国政府，感谢邓小平，是他启动了改革。我们应该全力以赴，迎接新挑战。
蓝也好，绿也罢，如果无视这股“无色觉醒”，仍然囿于派系计算与党派之争，置民意于不顾，再深的颜色都不免遭到翻转。即使是此次大胜的国民党，如果错将对手的崩坏和民众求变的渴求当做自身的英明而不思革新进取，那么下一次失败又不远矣。
只挑最绿的农民聚落分析，国民党得票率还只差民进党6.4%，其余中部、东部本就中间偏蓝的农渔民就更不用说了。韩国瑜不是什么伟人或英雄，他只是找对了方法，将原本隐而不显的民意暗流挖掘了出来，也因为这股暗流是社会真貌，所以很快就震动全台。
民进党第二次执政，表现得甚至比第一次还差，不由得令人质疑政党轮替究竟有什么用？丢掉政权这样的教训都不能改变一个政党，还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令它们脱胎换骨。这两年多究竟发生了事，民进党究竟都干了什么而招致天怒人怨？
美日既没有原来那种意愿，也没有能力再来帮助台湾了，它自己本身的人才优势也没有了，更重要的是现在大陆崛起了，所以以后无论谁在台湾“执政”，他们都得接受一个事实：他们记忆当中那种对大陆有明显优势的时代结束了，而且是不可逆转地结束了，必须接受这个新现实。
韩国瑜出场后，现场气氛简直要爆裂。真是讲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大家就是把他当作心中的一切。对他的支持和爱戴已经到了非理性的程度了，此时我算是知道什么是震耳欲聋。“韩流”本质上是人心流，也难怪高雄这么绿的地方也能被他一举打破，其势难挡。
尖酸刻薄的Gabbana和D&G多年来在世界各地整出的丑闻，用阿扁乱用的“罄竹难书”来形容，还是非常合适的。在这次辱华风波之后，Gabbana应能明白，时尚和政治并不是完全分离的两个领域，即使时尚追逐自由肆意，这自由或多或少受政治所规训。
中国电影正在经历一轮大洗牌，资本力量势必有所收敛，杨幂、吴亦凡们若不注重自身演技实力的提升，不仅被观众抛弃，也会被金主放弃。观众用真金白银的票房让市场明白：一部好电影归根到底还是要能打动观众，演员的演技更重要。
应该说眼前的蓝不是蓝，眼前的绿也不是绿。以前大家会集中到很大的阵营里去，但到了网络世代，大家比较喜欢跟自己契合的人在一起，所以你必须变成去跟很多的小众对话，而不是跟两个大众对话。我们在面对选民的时候，也应该去做更精确的分析和对话。
当时对政治有兴趣的年轻人，我相信在选择阵营的时候一定会选择国民党，参加之后就对这个组织有了感情，虽然它经历了起起伏伏，但对这个党还是抱有期待的。很多人喜欢骂国民党无能，但是骂完之后下一步是什么呢？改变最快的方式就是自己参与。
政治目标之间存在部分交叉因素，有的在一些社会和一些人中受到推崇，而在另一些社会和另一些人中不受重视甚至遭到排斥。我提出“终极目标”的概念，就是要试图找出当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社会和从事政治活动的个人都接受的长远目标。
美方与其介入这次台湾的地方选举，还不如布置2020年的点火计划来得划算，“惊世奥步”在那时出现的可能性较高。但从这次选后到2020年之间，台湾形成朝野对抗的社会态势难以改变，“惊世奥步”虽然祸福难料，但执政当局似乎没有孤注一掷以外的选择。
过去陈水扁执政时也讲过“两岸一家人”，在民进党支持者看来，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听起来更刺耳。对国民党来讲，就是“九二共识”，两岸都是炎黄子孙。我走到基层，也有人在骂柯文哲，第一个骂的最多是老人年金、敬老津贴领不到了，第二个就是两岸政策，骂他反复无常。
这次台湾选举之所以冷清，民调可以解释一切：支持国民党和民进党的选民大幅减少，中间选民竟然超过两党支持者的总和。如果没有韩国瑜，台湾本次选举的投票率将低的惊人。台湾人民将以实际行动对这两大政党说不，对台湾的民主政治说不。
蔡英文选前说要改革，靠这个口号赢得了选举，理论上她的改革政策应该是赢得大多数人支持的，反倒是改革之后民调往下掉。这只能说明，也许她选前承诺的改革是那个样子，但之后具体实行时并不是当初承诺的样子，反而伤害了那些支持者的感情。
那时候西方著名经济学家，譬如说自由派大师弗里德曼，还有休克疗法的鼻祖萨克斯，到中国来推销他们在拉美的经验，就是价格改革必须一步到位。中国当时有的领导人觉得很有道理，宣布准备价格闯关，结果中央文件还没执行呢，老百姓全都去抢购，中国领导人立马表现了“摸石头过河”的智慧，马上就退回来了。
20世纪80年代，当宝钢建设暂停时，日本的设备供应公司要求中国赔偿，而中国企业认为日本公司要求赔偿不够友好，所以宝钢恢复建设时就“敲打”日本，把2050毫米热连轧机改订德国设备，这可不是一个小订单。后来，日本派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商谈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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