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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县民进党执掌已经三十三年了，韩国瑜在凤山造势那么多人，是不是都是外地人？一位高雄阿伯回应道“不要再用这个眼光看高雄人了”，“这场选举，不是国民党跟民进党在选举，是高雄人跟民进党在选举啦”。这位前资深民进党员的“倒戈”说出了“蓝绿政治”中普通民众的心声。
我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往往交通不便，工作中在交通方面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笔者曾经调研的频临贵州望谟县城的一个乡镇下辖的行政村，许多村寨在高山上，即使只有几户，十几户人家，包村的乡镇干部也得经常去开会，做群众工作。
自主不是和开放对立的，越是开放就越需要自主，就好像一艘船行驶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你如果没有能量去驾驭这艘船，那怎么能够穿越海洋呢？开放性跟自主性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在我看来，今天所有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就是在开放条件下的自主性。
柯文哲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抢到很多泛蓝的票。未来如果国民党的“候选人”担任台北市长，跟大陆之间的交往一定持续进行，不可能说国民党“候选人”当选之后，把两岸之间的交流停掉。所以柯文哲这个选项在选举上来讲，对于国民党或其他泛蓝支持者来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中国不是第一个发生这样的酒店品质问题的国家，但就当下来看，比起发达国家来说，新兴国家的酒店比较容易发生这类问题。我自己每年会海外出行考察10来次，像墨西哥的酒店，清洁人员是会经常偷钱的。
绿营肯定要在韩国瑜主张的“东西卖到大陆”这点上穷追猛打，企图将经济议题转回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然后据此号召全台绿营支持者站出来反蓝营。韩刻意回避政治意识形态的选举主轴，若能安然度过这一番炮击，乞丐支持者们的阶级战争，就等于打了胜仗。
中国所谓自然科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问题，有几项关键技术已经被摆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中国的科技水平究竟发展到哪一步，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还要多久才能取得突破，这些问题应由业内专家来做解释。而社会学科中能不能总结出几项赶超世界先进的标准呢？
我国酒店行业已进入高用工成本时代，酒店聘用一个正式员工的成本在6000元左右甚至更高（包括五险一金）。为了缓和经营压力、控制人力成本，很多酒店让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为了多赚点钱、多拿一份提成，客房清洁人员也尽量多做一些客房。
婚外包养关系是一种存在于道德边缘的亲密关系，是一种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的现实关系。以婚外包养关系为棱镜，可以折射阶层、性别、城乡、地域、市场等社会结构因素对个人生活选择的形塑。大半年下来，我陆陆续续正式访谈了16位二奶。
当大陆经济崛起，在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我觉得当中国人其实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我们曾经辉煌过，也曾陨落过，但我们是一个跌倒了可以再爬起来的民族，是唯一一个五千年来历史完全没有中断的民族。
目前持这一看法的主要是一些来自西方学界和智库的中国观察家，另外还有形形色色的政客和部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人士。四处兜售这一观点的人士认为：通过向落后国家发放发展贷款，中国使那些国家落入了债务陷阱，由于债务陷阱的存在，那些国家将永远处于中国的控制之下。
以我实地在美国的观察，似乎外界高估了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敌意。今天美国舆论最聚焦的话题有二：一是批评和否定特朗普，攻击他破坏美国的民主，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实力，是人民的敌人。二是攻击俄罗斯和普京，认为他操控了美国，破坏美国的民主。关于中国的书籍则很少。
我给邓小平做翻译的时候，他已年过八旬，但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毫无暮气，总在思考中国的未来，思考一些长远的问题。邓把很多问题想得很透很长远，而且总是自信地探讨、评论未来要实现的目标……
中美贸易争端是一场双边争端，虽然它具有全球影响力，但这些影响不见得都是负面的。事实上正如真正的战争一样，贸易战往往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最后的赢家不是争端双方而是第三方。
来大陆发展，千万不要自命不凡，要把自己在台湾的一些想法跟包袱都放下，重新来认识这个地方，然后在这里找到你的发展。我最常讲的就是七个字：进入、融入、找出路，还要“靠自己、接地气、不投机、重发展、促融合、赢未来”。
原本，法国与美国首脑在纪念“一战”停战一百周年范围内会见，气氛应该是友好的。但是，马克龙一提什么“全球治理”，特朗普显然就不耐烦了。而马克龙说，他要推动建立强大欧洲防卫，抵御来自俄罗斯中国甚至美国的进攻，这就更让特朗普深感受到“侮辱”。
今年我们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个人认为，也许纪念改革开放最好的方式就是一起来回忆和思考我们的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事业的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我第一次给他做英文翻译，是在1985年，当时他会见了一位来自非洲的领导人……
我们应清醒认识到现在的制造业还是以低端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源消耗型产品为主，附加值低、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少，在技术开发能力、高端产品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如何培育我们的优势产业？什么是下一个可能的世界第一？船舶制造应是最有希望的一个产业。
多年来，我从事政治发展的比较研究。这项研究工作告诉了我，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越是接近成功，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反而会越多，风险会越大。一旦社会矛盾大幅上升，社会议题从专注生产转向瓜分成果，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往往就要功亏一篑。
2018年11月6日至7日，彭博创新经济论坛在新加坡举行。在“对话基辛格：全球格局——回顾过去50年、展望未来50年”环节中，彭博新闻社总编辑米思伟与美国前国务卿、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彭博创新经济论坛名誉主席亨利·基辛格进行了对话。
中国正努力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外部环境中推动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它也在致力于向一个更具创新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增长模式转型。特朗普政府对制裁的随意使用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因为人们很难与一个忽敌忽友的国家进行交易定价。
在二战后民主化运动风起云涌的美国政治中，新教伦理支撑的美国信念根深蒂固，年轻一代人质疑的是老一代人的统治能力而非体制的正当性。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中，世界上的几大主要文明及其核心国家都在追问我们是谁。
美国变了，变得让人喜欢不起来。世界也变了，美国走向封闭，中国倡导开放；美国大搞单边主义，中国支持多边主义，还提出了“一带一路”这样的共同事业。所以欧洲面临着再平衡。
今天按照官方汇率计算，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一年新增的经济总量就有1.5到2万亿美元，大致每一年半就可以创造一个英国。中国已经是6万亿美元的消费市场，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则更大。换言之，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上海的发展、浦东的开发开放需要建设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包括机场、深水港、电站、过江通道、高铁车站等。这些重大工程的建设有力地保障了浦东的开发开放和上海的经济腾飞。
出土资料证明秦始皇“书同文字”并非限于一般理解的统一字体，而是统一法律制度、名物称谓、专属用语的简称，即“书同文+书同字”，体现的是秦朝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历史特点。段玉裁对许慎文的注释割裂了许慎原意，不足为训。
“死亡”和“自杀”是在与老年人访谈时经常听到的词汇。尤记得访谈中遇到的一个70多岁老婆婆，她有三个儿子，现在老两口和儿子分开单过，主要靠自己种口粮田为生，当问及她今后的打算时，她随口说了一句：“真不行了，树丫子上挎着（即上吊的意思）！”
中美两国之间正在开启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美国希望改造中国，而中国则担心美国试图遏制自己的崛起。如果任凭中美冲突升级，全球经济与公共事务都会蒙受巨大损失。若要避免这样的结局，美国得明白几条道理。
一位负责技术研发的美国公司高管曾对作者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已经不是那个在实力上与美国迅速接近的国家了，今天的中国实际上已经与美国势均力敌”。因此作者弗里德曼认为这场贸易战是无法避免的。特朗普认为中国输定了，可果真如此吗？美国网友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我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召开由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交通部、水利部等相关省市和部门参加的协调会，协调的结果由上海市和江苏省各出3亿元人民币，其余大头由国家出资，约30亿人民币开展长江口整治二、三期工程。
特朗普总统特别不信任“移民”。在少数美国政治家眼里，“移民”不再是“摇钱树”，也不再是“智囊林”，而是“间谍”“恐怖分子”“小偷”，或是来美国占便宜，揩油的人。特朗普总统忘记或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是美国沾了“移民”的便宜，而不是相反。
尽管媒体把事态渲染得很严重，但事实上新冷战绝非不可避免，它甚至并不太可能发生。中国的底线在于防止混乱和维护党的合法性，抵抗外部干预；而特朗普对此并没有兴趣，他更关心如何让制造业回到美国。
进入20世纪90代，日本开始调整对华ODA政策，援助金额大幅减少，并开始与政治问题挂钩。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对华ODA越来越“变味”，成为在对华谈判中要价和施压的筹码。在这个意义上，两国也需要迈向“后ODA”时代，寻求双向合作的新路径。
当前在实际工作中，那种用孤立、静止的方法看待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观点还时常出现。譬如，有人认为：既然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积极性，那么今天就应该继续“分”下去，实行土地私有化；既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那么今天就要继续缩小和限制政府的作用，把一切交给市场……
事实上，在美国顶尖智库眼里，特朗普退出《中导条约》意在针对中国几乎是明摆着的事。然而，此举真能达到美国想要的效果吗？有研究员指出，对于美国来说，即使把“日增的中国威胁”计算在内，退出《中导条约》也只会让美国处于一个更糟糕的战略位置。
如果美国推行类似的冷战政策，内部矛盾会压垮中国的体制吗？中国经济规模之庞大，它与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经济接触程度之深，新技术赋予国家的管控能力之强，应该让那些认为中国会成为下一个苏联的人停下来仔细想一想。
凭着中华文化传统中丰富的政治智慧，凭着中日两大经济体合起来的庞大总量，凭着亚洲崛起西方衰落的历史运势，中日两国真的不能摆脱困局，将双方的关系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正轨上吗？还是注定要再次进入下一个摇摇摆摆敌敌友友的40年？
福山新书《身份》以短小的篇幅上溯古希腊，下抵普京、特朗普，但又犯了历史终结论的老毛病，即假设西方思想具有普世性。这本书算是旧书新论的典型：从鲜有人问津的故纸堆里挑出几页折成纸娃娃，再把它们串起来仿佛就成了历史。福山是个聪明人，但再聪明的人也不可能把这个歪理说通。
如果把台湾经济从依托美国逐步转为依托大陆，那么事情就完全不同。光这么说可能还有点抽象，就以此次参访活动中我们看到的实例来说吧。在参访北京“创业公社”的时候，我们也采访了几位在大陆创业的台湾青年代表。不过现场能让记者和他谈起生意的，是一位做AI的年轻人。
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次相比，这次中美关系的大调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前者正处于冷战刚结束，美国的自信心爆棚;而中国开放刚十年，国力羸弱，美国自信自己能控制中美关系的走向。但这次，美国正处于危机所导致的焦虑时期，而中国远非30年前之中国。
这是今年6月挪威发行的“咸鱼”纸钞，200面额上印着一条看起来很“丧”的“咸鱼”，被网友们戏称“失去了梦想”。其实，这条“咸鱼”在商品名录中被称作“挪威北极鳕鱼”，主要产自巴伦支海，是挪威海产局为了强调产地和物种，专门给本国出产的大西洋鳕鱼统一命名。
如果我们这么苦口婆心地向你们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中国，你们还是不愿意客观地理解中国，那我们真没办法了。我们其实也不在乎，就让你们继续在黑暗中徘徊吧，最后后悔的将是你们，不是我们。
美国社会的写照：小老百姓才受责任制约束，统治阶级是享受豁免权的。许多精英欺骗了美国，使其为战争付出数万亿美元、数十万人伤亡的代价。如果这群战争贩子继续维持崇高身份守住特权岗位，而不让他们付出代价的话，还有什么能阻止政客和专家再次投机支持军事冲突？
有人称我是中国的“强硬学者”，甚至给贴上“鹰派人物”的标签。我认为自己是“实事求是”派，自己的学术定位是由中国面对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如果一定要贴标签，我认为“龙派”比较贴切：该屈就屈，该伸就伸，怎么对中国好就怎么来。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阐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的历史过程。漫长的21世纪已经拉开序幕，社会主义历史向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转变就要到来。世界社会主义如同星星之火，正在燎原。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习近平主席成为首位真正具有全球视野的领导人。因而，北京不可避免地将目光投向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并将美国的行为视为超级大国的衡量标准——比如筹建一支强大的蓝色海军或在南极洲建立更多的科研基站。
对于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和复杂社会而言，应认识到并充分重视发展目标的多样性，在自身与他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实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出问题导向、脚踏实地、深思熟虑的选择，而非不假思索地奉行某种无法自持的“自生自发的市场自由”思维。
就在2016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还宣称，一个无力协助解决全球问题的软弱无能的中国，比一个强大有可能咄咄逼人的中国更危险。尽管表面上特朗普偶尔也试图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称兄道弟，但在特朗普自己的小算盘里早就把北京标记为一个不可缓和的经济竞争对手。
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美国才是富有侵略性的霸权国家。毕竟，是美国海军不远万里把军舰从北美开到中国南海——在中国的地理坐标系里，南海是其内海，就像美国人觉得加勒比海是内海一样。
就像当年朝鲜战争爆发时，蒋介石预判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反攻大陆”机会就要来临一样，民进党当局心里期盼的大概就是中美“冷战”早日到来，让“台独”在中美争斗中实现吧。但历史却在另一个轨道上前行……
2018年大多数案件的主角，要么是中国公民，要么是美国亚裔。这两个群体在美国往往身处社会中上阶层，不具备政治影响力，又因为身份特殊性，是保守右翼绝佳的活靶子，容易引起美国社会共鸣，特朗普政府提出“中国渗透论”，就是想引起美国全社会恐慌。
在这个新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所谓“毒丸计划”成为美方寄予厚望的破局之策。在不少中国自媒体的解读中，这一毒丸计划将对中国构成重大的威胁，似乎中国就可能真的被孤立在外，承受空前的压力。
全球化时代的改革是向西方学习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那时的开放，用小平同志的话说，是向美国及其盟友开放。但新时代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独立探索，而新时代的开放则是以我为主的、面向全球的开放。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被看成是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夺得政权，所谓“新纪元”就是指社会主义第一次成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也可以说是开辟的人类社会的新纪元，未来社会主义的希望在中国。
对中国人来说，起码“统一大业”尚未完成。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迄今仍在阻碍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恰恰是曾致力使中国成为“强大、统一、民主的大国”的美国。无论如何，中国恢复“大国”地位，绝非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才有的事情。
我国目前主流的经济学家，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家，至今一直认为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对待事物本质的研究上存在缺陷，但对具体的经济运行和政策而言，还是比较好的理论体系。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一个时代性的理论幻觉，是我国经济学界一代人的悲剧。
上次看到“流浪”两字，还是九一八那天重读《松花江上》：“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那是怎样的日子啊！没想到，经历了救亡、建国、奋斗、崛起，和将近四十年的经济奇迹之后，中国一大群财富阶层，在中秋前夜集体喊起了“流浪”。
教科书受到政治格局与政治需要的支配，和历史实际有或多或少的出入；特别是当教科书已彻底沦为新殖民主义代理人的支配工具时，大陆影视剧便成为历史教育和中国认同的辅助教材，但这或许不包括《延禧攻略》和《如懿传》。
他最担忧的是两岸关系。他生于大陆，成长于八年抗战，深知以“台湾民族主义”来对抗，可能导致兵戎相见的悲剧。他反复告诫台面上的政治人物，若出于自己的认同错乱或政治计算，而刻意制造台湾两千三百万人与对岸十四亿人之间的疏离、敌意与对立，既不负责任，也极不道德。
对中方来说，美国的麻烦是美国自己的问题，美国国家和社会在分裂和转型压力之下面临严峻挑战，试图拿中国做替罪羊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中国人面对来自美国的混乱声音需要保持淡定，重要的是聚焦自身发展，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随着“一带一路”项目的推进，西方国家舆论开始炒作所谓“债务陷阱”，认为中国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与援助是“掠夺性贷款”，会导致这些国家无法摆脱依赖中国援助的恶性循环。然而，债务增长固然可怕，但要看债务是用来干什么的。
世界经济面临需求问题，但目前的应对方式完全是错误的。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问题百出的政策面前，中国不可被动承受伤害，而必须充分发挥其政策试点、长期规划和务实决策等优势，勉力创造内需。
不同国家的政党，很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东西。欧洲早期的政党和后来的政党就不一样，当代的欧洲政党与美国政党也不一样，但它们都叫做“政党”。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套用欧美政党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共产党。
美国参议员麦凯恩因脑癌离世后，自由派精英为了借机炮打特朗普，纷纷把麦凯恩捧上天，将他神化为“真正的美国英雄”。但是他真的是英雄吗？恐怕连边儿都不沾。
有一种力量，能让我在出发前突然得知原定的航班又双叒叕被取消时，重新飞速制定了从上海坐高铁到南京，再从南京飞到长春的折腾行程。有一种力量，能让晚睡晚起的我比闹钟醒得更早，从昨天六点半就在滑行道旁等待，哪怕接下来几个小时一直站在那里，迎接交织的烈日和暴雨。
当美国人说，中国要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时，我们需要先搞明白这个秩序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并没有完全进入这个秩序。就好比一座房子，有些房间中国进得去，有些却是进不去的，因而也就谈不上去争夺对这座房子的领导权。
在一个很普通的上午，我正在《金融时报》国际部上班，一个电话打进来说希望“跟我喝点啤酒、吃点三明治并顺便聊聊天”，他提供的见面地点在“军情五处”。随后的经历给我一种超现实的玄幻感觉——我受到了密集的盘问，他们希望知道我与中国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
中国最崇尚三种政治价值观：统一、秩序、稳定。不仅政府这么认为，普通中国人也这么认为。如果你问欧洲人他们最推崇的三种价值，他们绝不会提到以上任何一种，他们根本不会往那个方面去想。
春秋时期县在内涵、设置区域、大小规模和内部职官方面，均与西周县有着较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春秋初期诸侯国的改革活动和大诸侯国的灭国战争推动产生。同时，两个时期的县也有共同点，这种共同点为郡县制度下，郡统属县关系的最终确立提供了范本。
在自由主义风靡全球的时候，美欧以强大的软实力成为全世界亦步亦趋的模仿对象。许多国家放弃原本的体制追求美欧的追求，最后却落得可悲下场；欧洲一梦醒来发现除了软实力自己一无所有；美国也被软实力“忽悠”瘸了。数十年来被世界奉为圭臬的软实力要“凉”了吗？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不应发动这场贸易战，而是应该与中国就达成新的贸易协议而展开谈判。由于美国自己（甚至特朗普自己）犯下的错误而责怪中国，这并不会使美国重新伟大起来，只会让美国吃更多苦头。
美国各界空前一致地指责中国作弊，在贸易和技术领域占了美国便宜，所以要靠关税讨回来。如果说政府干预经济就是作弊，那这个弊非做不可。因为在自由市场式全球化当中，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否则永远积贫积弱。美国与其讳疾忌医地指责中国作弊，不如和中国一起改变这场扭曲的博弈。
在过去的一代人时间里，许多民主倒退现象发生的关键取决于一个重要的因素，它与制度化的失败有关，这一事实就是许多新兴的和现存的民主国家的国家能力跟不上民众对民主问责的要求。没能建立起治理良好的现代国家是近期民主转型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奉“西方模式”为圭臬的“专家”眼中，中国这只“大象”永远“走得蹒跚，姿势笨拙”，但他却无法解释为什么“笨拙”的“大象”“能跳八尺高，是世界纪录”。这表明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所提供的思考框架，已经无法有效容纳当代中国改革的深度、广度和力度。
如果不对宗教发展进行监督和引导，教会的神职人员和信徒间往往会产生绝对的人身依附关系，教团本身也会发展为寻求经济政治利益的怪胎，而宗教组织的内部机制对于有错误的神职人员往往是袒护多于惩戒。仅仅靠宗教组织内部的机制，是无法对神职人员和教团进行有力的监督和约束。
中美贸易摩擦，美国举起的大棒，史上最大，十分吓人。中国又到了众志成城的时刻。但是，国内出于各个不同心态目的“低调俱乐部”的先生们开始发出种种“聪明的”“清醒的”“理性的”声音。若没有看清历史正义的涛涛洪流，聪明的先生们便是在大是大非上，犯了大糊涂。
由于中亚、南亚国家内的许多政权从来没有代表其人民的愿望，而且由于外国入侵阿富汗，一体化改革进程仍然相当缓慢。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性和俄罗斯的积极参与确保了这些地区更大的连通性。目前，有两个国家似乎站在了历史的错误的一边，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印度。
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充斥着关于俄罗斯影响美国大选、美国科学家为中国做间谍遭拘捕以及美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对国家忠诚度遭质疑的各种报道。每一天，无论我阅读的报道发自美国、欧洲还是香港，报道字里行间的仇恨和恐惧感都在与日俱增。
中国古代有很强大的私有制与商品经济，所以中国经济总量一直是很强大。但是土地私有制和发达的商品经济，孕育了一个不断分化的社会，这两个相反的现象构成中国社会复杂的面向。如果政府不管这个的问题，社会就会出现动乱。整个中国两千年一直有这么一个双重运动，今天也是存在的。
我们不能把民主简化成票箱里的一张选票，美国国内也许是民主的，但它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是民主的吗？当然不民主，就像曾经的英国。过去200年，世界被人口只占15%的西方人统治着，这其实是世界史上一段极不民主、极端专制的时段。
如果我们打算从所谓中国经验、道路、模式或故事中提取某种“成功素”，注射到中国的未来，让成功天长地久，那会是一种危险的想法。这不符合人类社会因形就势、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运行方式，这是把七情六欲、主观能动的人类简化为工厂、实验室里的无机物了。
特朗普对中国打贸易战，贸易逆差不会缩小，只会转移；中国高科技发展也不会停步，只会加速。中国正好借机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反而是美国的就业、通胀、经济增长将受到不利影响。
100年后，知识分子们觉得第二种人与他们经历相似，极有共鸣，称之为“厚德君子”“温柔敦厚”“抱热忱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而真正替后人承受代价的第一种人，反而被批判“没人性”。
在英美，国家和政府之间是有距离的，所以政府的权力很薄弱，也不太被重视。但在中国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当代中国人也不这么想。中国人对政府作用抱有很大期望。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提到马歇尔计划的频率不仅证明了当时情况下其能够成功是一个不太可能的结果，也说明了其难以复制性。如果马歇尔计划确实留下了什么遗产，那可能不太像成功指南：美国的外交政策在战略的结果和人性的渴望匹配时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
中国文明极高明道中庸的高明之处在于，让无论出生于何种阶层的人都向优良德性看齐。由此看来，我们与其关注现代中国革命与古代儒家革命论的内在关联，不如关注现代中国革命志士与古代德性论的内在关联。
西方是否应该为中国崛起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威胁而感到忧虑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走向终结——我当然不希望如此——那也并非由他者谋杀所导致，而是自由主义本身自杀所造成的结果。中国并没有能力扼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国也没有意愿这样做。
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方向（包括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必须受到“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驱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将寻求建立一个多极化的国际体系，这同时也意味着在未来的世界上，美国和西方的影响力将遭到大幅压缩。
我们考察了不同水平下的各省市的情况，2010年相当于中低收入阶段的省份还是大致金字塔形，中上收入的省份就开始出现葫芦形。辽宁是最典型的，北京、上海不一样，上海更像个葫芦形，北京有点儿中间鼓了，为什么？
英格兰球迷多半同时喜欢曼联、利物浦、切尔西或阿森纳，西班牙球迷一般会在皇马与巴萨两家选择其一，意大利球迷大都是米兰和尤文的支持者，德国球迷则几乎全都投在了德甲拜仁慕尼黑的门下。再算上拥有半支巴西国家队的法甲，这欧洲五大联赛已经主宰了中国乃至全球的足球市场。
互联网和古腾堡印刷术一样开启了混乱的时代，我们面临两种选择：秩序或毁灭。西方一味批评剑桥分析公司的“反乌托邦”罪行，是否考虑过它的积极作用？它既使投票者感受到渴求的自由感，又巩固了互联网社会极度匮乏但迫切需要的秩序。如果“老大哥”意味着社会免于陷入暴民统治，我选择“老大哥”。
很多所谓的创新、个性化产品以及产品的更新换代并非总是必要的。它们不仅会导致资源浪费，而且也会加剧虚荣和攀比等不平衡的社会心理，不过这些矛盾却成为企业发展、就业稳定和国家经济繁荣的一种需要。
随着中国在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上快速崛起，美国政治精英认为中国完全没有按照几十年前定好的“套路”走下去，政治经济制度均没有遵循美国的预期发展。巨大的落差使他们惊呼“我们误判了中国！”如今他们正呼吁重新彻底审视对华政策。了解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必须读懂美国精英脑子里在想什么。
西方自由派精英通过委内瑞拉危机来攻击社会主义失灵，就好比用不插电的洗碗机来证明天下所有洗碗机都没法用。
这种通过斗争形成的具有支配—压迫关系的身份认同，构成了主奴关系的核心。俄国共产党乃至其后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与实践，体现的正是主奴辩证法中极高的形式。中国文明深处则遵循着一种与之根本不同的逻辑：师生辩证法，这即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在道体意义上的差别。
目前的世界已由工业资本主导的帝国主义进入金融资本主导的帝国主义时代。在金融帝国主义的超额剥削下，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队伍以马克思时代想象不到的规模迅速扩大并由此造成世界人民尤其是美国人民的空前觉醒，世界关于公平和正义的话语权正在向社会主义倾斜。
亚洲各国之所以至今井水不犯河水，多亏了军事威慑、经济一体化以及共同的反殖反帝历史的作用。但与其寄望于和平的幸运星一直眷顾亚洲，不如以和平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争议。
故终审法院适用法律的决定，不可能只是单纯对现有法律的解释，而实际上包含（广义的）政治判断，是对社会上不同的价值观的一个取舍。终审法院的政治角色和对法官的政治条件要求与“法治精神”并无冲突。
早期台湾学界与大陆学界一样，一致坚持钓鱼岛是中国领土。而当今台湾涉钓学界支持两岸合作保钓的学者并不占多数，甚至还有人妄称钓鱼岛“既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台湾，而是属于日本”。台湾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脉络发生了严重分歧。
就在学术界逐渐将目光转回中国自身之时，贸易战、“黑科技”和地缘政治斗争，似乎又设置了崭新的时势和议题：如果历史没有终结，治乱兴衰的循环又将怎样开启？中国文明在数千年里积累的问题规模，还能和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等量齐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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