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法治 社会
北美 欧洲 周边 亚非拉
科技 工程
区域 产业 生活
艺术 体育 传媒 历史
在奉“西方模式”为圭臬的“专家”眼中，中国这只“大象”永远“走得蹒跚，姿势笨拙”，但他却无法解释为什么“笨拙”的“大象”“能跳八尺高，是世界纪录”。这表明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所提供的思考框架，已经无法有效容纳当代中国改革的深度、广度和力度。
如果不对宗教发展进行监督和引导，教会的神职人员和信徒间往往会产生绝对的人身依附关系，教团本身也会发展为寻求经济政治利益的怪胎，而宗教组织的内部机制对于有错误的神职人员往往是袒护多于惩戒。仅仅靠宗教组织内部的机制，是无法对神职人员和教团进行有力的监督和约束。
中美贸易摩擦，美国举起的大棒，史上最大，十分吓人。中国又到了众志成城的时刻。但是，国内出于各个不同心态目的“低调俱乐部”的先生们开始发出种种“聪明的”“清醒的”“理性的”声音。若没有看清历史正义的涛涛洪流，聪明的先生们便是在大是大非上，犯了大糊涂。
由于中亚、南亚国家内的许多政权从来没有代表其人民的愿望，而且由于外国入侵阿富汗，一体化改革进程仍然相当缓慢。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性和俄罗斯的积极参与确保了这些地区更大的连通性。目前，有两个国家似乎站在了历史的错误的一边，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印度。
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充斥着关于俄罗斯影响美国大选、美国科学家为中国做间谍遭拘捕以及美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对国家忠诚度遭质疑的各种报道。每一天，无论我阅读的报道发自美国、欧洲还是香港，报道字里行间的仇恨和恐惧感都在与日俱增。
中国古代有很强大的私有制与商品经济，所以中国经济总量一直是很强大。但是土地私有制和发达的商品经济，孕育了一个不断分化的社会，这两个相反的现象构成中国社会复杂的面向。如果政府不管这个的问题，社会就会出现动乱。整个中国两千年一直有这么一个双重运动，今天也是存在的。
我们不能把民主简化成票箱里的一张选票，美国国内也许是民主的，但它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是民主的吗？当然不民主，就像曾经的英国。过去200年，世界被人口只占15%的西方人统治着，这其实是世界史上一段极不民主、极端专制的时段。
如果我们打算从所谓中国经验、道路、模式或故事中提取某种“成功素”，注射到中国的未来，让成功天长地久，那会是一种危险的想法。这不符合人类社会因形就势、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运行方式，这是把七情六欲、主观能动的人类简化为工厂、实验室里的无机物了。
特朗普对中国打贸易战，贸易逆差不会缩小，只会转移；中国高科技发展也不会停步，只会加速。中国正好借机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反而是美国的就业、通胀、经济增长将受到不利影响。
100年后，知识分子们觉得第二种人与他们经历相似，极有共鸣，称之为“厚德君子”“温柔敦厚”“抱热忱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而真正替后人承受代价的第一种人，反而被批判“没人性”。
在英美，国家和政府之间是有距离的，所以政府的权力很薄弱，也不太被重视。但在中国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当代中国人也不这么想。中国人对政府作用抱有很大期望。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提到马歇尔计划的频率不仅证明了当时情况下其能够成功是一个不太可能的结果，也说明了其难以复制性。如果马歇尔计划确实留下了什么遗产，那可能不太像成功指南：美国的外交政策在战略的结果和人性的渴望匹配时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
中国文明极高明道中庸的高明之处在于，让无论出生于何种阶层的人都向优良德性看齐。由此看来，我们与其关注现代中国革命与古代儒家革命论的内在关联，不如关注现代中国革命志士与古代德性论的内在关联。
西方是否应该为中国崛起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威胁而感到忧虑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走向终结——我当然不希望如此——那也并非由他者谋杀所导致，而是自由主义本身自杀所造成的结果。中国并没有能力扼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国也没有意愿这样做。
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方向（包括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必须受到“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驱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将寻求建立一个多极化的国际体系，这同时也意味着在未来的世界上，美国和西方的影响力将遭到大幅压缩。
我们考察了不同水平下的各省市的情况，2010年相当于中低收入阶段的省份还是大致金字塔形，中上收入的省份就开始出现葫芦形。辽宁是最典型的，北京、上海不一样，上海更像个葫芦形，北京有点儿中间鼓了，为什么？
英格兰球迷多半同时喜欢曼联、利物浦、切尔西或阿森纳，西班牙球迷一般会在皇马与巴萨两家选择其一，意大利球迷大都是米兰和尤文的支持者，德国球迷则几乎全都投在了德甲拜仁慕尼黑的门下。再算上拥有半支巴西国家队的法甲，这欧洲五大联赛已经主宰了中国乃至全球的足球市场。
互联网和古腾堡印刷术一样开启了混乱的时代，我们面临两种选择：秩序或毁灭。西方一味批评剑桥分析公司的“反乌托邦”罪行，是否考虑过它的积极作用？它既使投票者感受到渴求的自由感，又巩固了互联网社会极度匮乏但迫切需要的秩序。如果“老大哥”意味着社会免于陷入暴民统治，我选择“老大哥”。
很多所谓的创新、个性化产品以及产品的更新换代并非总是必要的。它们不仅会导致资源浪费，而且也会加剧虚荣和攀比等不平衡的社会心理，不过这些矛盾却成为企业发展、就业稳定和国家经济繁荣的一种需要。
随着中国在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上快速崛起，美国政治精英认为中国完全没有按照几十年前定好的“套路”走下去，政治经济制度均没有遵循美国的预期发展。巨大的落差使他们惊呼“我们误判了中国！”如今他们正呼吁重新彻底审视对华政策。了解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必须读懂美国精英脑子里在想什么。
西方自由派精英通过委内瑞拉危机来攻击社会主义失灵，就好比用不插电的洗碗机来证明天下所有洗碗机都没法用。
这种通过斗争形成的具有支配—压迫关系的身份认同，构成了主奴关系的核心。俄国共产党乃至其后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与实践，体现的正是主奴辩证法中极高的形式。中国文明深处则遵循着一种与之根本不同的逻辑：师生辩证法，这即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在道体意义上的差别。
目前的世界已由工业资本主导的帝国主义进入金融资本主导的帝国主义时代。在金融帝国主义的超额剥削下，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队伍以马克思时代想象不到的规模迅速扩大并由此造成世界人民尤其是美国人民的空前觉醒，世界关于公平和正义的话语权正在向社会主义倾斜。
亚洲各国之所以至今井水不犯河水，多亏了军事威慑、经济一体化以及共同的反殖反帝历史的作用。但与其寄望于和平的幸运星一直眷顾亚洲，不如以和平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争议。
故终审法院适用法律的决定，不可能只是单纯对现有法律的解释，而实际上包含（广义的）政治判断，是对社会上不同的价值观的一个取舍。终审法院的政治角色和对法官的政治条件要求与“法治精神”并无冲突。
早期台湾学界与大陆学界一样，一致坚持钓鱼岛是中国领土。而当今台湾涉钓学界支持两岸合作保钓的学者并不占多数，甚至还有人妄称钓鱼岛“既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台湾，而是属于日本”。台湾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脉络发生了严重分歧。
就在学术界逐渐将目光转回中国自身之时，贸易战、“黑科技”和地缘政治斗争，似乎又设置了崭新的时势和议题：如果历史没有终结，治乱兴衰的循环又将怎样开启？中国文明在数千年里积累的问题规模，还能和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等量齐观吗？
又如，在选民一人一票上下工夫，把选举权往集体抵抗权上引。曾引起热议的“白票守尾门”方案（只要普选时有过半数白票，选举即无效），本质上是利用选民“说不”的权利导致选不出特首来。我戏称之为“守鬼门”。所谓投白票，其实就是选择无名无姓、无形无体的“白先生”。这不是个鬼是个什么？
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就已经崛起并开始对世界政治产生决定性意义，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这场大觉醒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德国、欧洲和西方世界（如果还存在西方世界的话）应该如何面对中国？
今天的代议制度是什么样的一种信息收集跟转换？我说那叫石器时代的制度，最原始的制度。每4年请你提供最多不到2个比特的二进制数据，凭这点信息，就赋予执政者未来4年制定所有法律的权力。在信息时代我们可以问：凭什么？
今天的世界观、天下观不是简单地去处理国际关系、双边关系、外交关系，而是用新的世界观、天下观去面对世界性的社会失范、政治失序、安全失控、制度失灵和精英失职，而面对这些“失”，也有所得，那就是我们正处在国际关系重建、国际秩序重构、国际规则重写、国际治理重塑的历史进程中。
瓜达尔与深圳都曾是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的渔村。后来也都得到了国家的鼎力支持和外资投入的承诺。深圳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早已嵌入中国企业家的集体记忆；瓜达尔原住社群对人口结构潜在变化的负面诠释，和当地民生之凋敝、抗争之暴烈、政府信誉之低下，都使多数到访的中国企业家愕然不解。
对信奉普世价值的欧盟而言，历史是一场噩梦，启蒙理性是逃离噩梦的地图；而对于英国和中国而言，历史决定了我们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中英两国的就像失散多年的兄弟。
1865年到1905年，中国的教育精英约有70%出身官宦家庭、江南和珠三角富人家庭；1906年到1952年，约60%来自商人和地方专业人士；1953年到1993年，逾40%出自工农无产阶级；1994年到2004年，50%来自城市或重点高中。
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曾有三个月的公休期，期间确实发现相当多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呈负面趋向，我把这种变化称之为一种渐变的突变。背后的原因主要还是中美关系的此消彼长，另外还有美国人头脑中固有的意识形态纠结。
印太是一个自然区域。它也是众多全球机遇和挑战的家园。我越来越相信，我们这些生活在该地区的人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我们被要求超越分歧和竞争，共同努力。
我到东非访问，听到这么一个笑话，不知真假。就是说，非洲朋友开始很喜欢欧美的电子产品，买他们的洗衣机。但非洲朋友不光洗衣服，还洗土豆。洗衣机很精密，结果被泥搞坏了。后来买中国洗衣机，除了衣服，还能洗土豆，排泥排得很厉害。
如果能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进行适当的规范，那么我们应该庆祝而非恐惧这个新时代的到来。如果我们将这项新技术置于社会控制之下，就可以使工人们免于耗费他们的时间和汗水最终仅使大量财富流向少数社会精英。未来的共产主义也许会采用一个新的口号：“全世界机器人联合起来！”
学界对于“雅万高铁”为什么迟迟不能开工并没有多少研究。这个大案例意味着，对于印尼这样的巨型国家，我们的知识尚且如此匮乏，对于非洲、南亚次大陆、拉丁美洲等广大的非西方国家，我们的知识积累决不会好到哪去，而非西方国家已经是中国的战略利益所在。
在很多国家背后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政治力量是军方，一旦如大选出问题或发生党派之争社会分裂，往往最后看管国家、政府的，是军事力量。这样的国家会出现很多问题，如人民能不能真正控制它。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如美国。
科技势在必行的力量在不经意间把信奉个人主义的西方人转变为社群主义者，使他们更仰赖于以算法评估为基础的贤能主义体制。遵循这套逻辑，西方文明将无可避免地朝贤能主义和社群主义发展，对西方民主制度和政治结构产生深远影响。而则正如贝淡宁和张维为所说，中国传统为西方提供了主要的替代性政治选择。
今天，贸易战不仅是贸易战争，更是全盘战略布局的比拼。中国非常成功地管理了许多热点挑战，比如印度、朝鲜等等。我们相信中国会在全盘战略考量的基础上，推动我们的改革开放，会有效管控在目前这种世界格局下金融开放必将带来的巨大风险，拒绝美国在金融开放上的过分和无理的要求，因为，金融，从来都是地缘政治的工具。
比一比世界历史，中国应算得上是唯一一个不靠宗教来维系的大规模文明。我想它跟中国文化、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如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中国先民遇到问题、挑战、灾难，选择的不是跪下来祈祷，而是要站着面对问题，把它解决掉。
欧洲因兴起需文化自信，给中国贴“专制”等标签。虽批评中国，但现代欧洲民族国家政治制度，毫无疑问都建立在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的基石之上……客观讲，美国公务员制度直到今天，都没达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公共性的高度。
很少有人去追溯：“治理”这概念到底从何而来？它有没有准确的内涵与外延？不同领域使用的“治理”概念是否相同？……这种不明就里、拿来便用的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国，也同时存在于治理研究的发轫之地欧美国家——“治理”随处可见，但往往不知所云。
中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从秦统一后，有一种观念在逐渐上升，即我们国家是代表天下所有人。我去过很多唐人街，街头牌坊上的匾额最常见的是“天下为公”四个字。即使跑到海外，国人心中最重要的价值仍是“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2000年的4.24倍，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由7.64%提高至17.19%。在2000~2015年期间，中国九大类战略性资源中八大类战略性资源占世界比重呈持续上升趋势，美国和中国综合国力的相对差距从2000年的2.27倍缩小到2015年的0.72倍，根据计算，到2020年，中国综合国力相当于美国的1.75倍。
韩国政府应该从更加现实的角度向年轻人解释半岛统一的必要性，从民族情感的角度来解释的效果是不好的。换句话说，韩国政府应向年轻一代解释，半岛统一将如何降低战争风险，而非只是强调实现半岛统一后作为统一韩民族一员的荣耀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有识之士，都希望能从中学习经验，推动本国的发展。对于他们而言，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只看最终的成果，也要看艰辛历程和基础。改开反映了中国人民几十年来的不懈奋斗，不是学习一两条改革政策就能成功的。
跃居第一世界生活水准的韩国，与极端落后的朝鲜之间的差异；前西德的财富与经济水平低下的前东德之间的差异，甚至在柏林墙倒塌多年后的今天，前东德经济水平相对低的状况还没完全消除……相互毗邻，拥有极其相似的环境，为什么会出现贫富差异？
在谈到前三十年建立了比较成熟且完善的政府科层治理体系，很多人将这一点归结为中国悠久的精英主义政治传统和文官政治传统，本书则指出，这里更重要的原因不是传统，而是中国革命，并解释了为什么这更与长期的革命战争和革命事业建设的锤炼有关。
革命无法让人们当即有时甚至是一代人就能看到革命的果实，因此会有人误解革命，认为革命缺乏建设和创造，甚至指责和辱骂革命的破坏毁灭。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道路的这一梳理和这一叙事是重要的。借助历史距离提供的透视，令我们对许多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更中肯的判断。
2017年，经济学人智库调低了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评级。美国被列为有缺陷的民主国家：一个有自由选举权，但由于治理薄弱、政治文化不发达和政治参与程度低而使得民主制度受到削弱的国家。根据皮尤、盖洛普和其他民意调查机构的说法，美国人民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信任缺失问题，这对民主的运作有着腐蚀作用。
今天一些新的权力资源也在出现，如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这就意味着在新领域里，国家的权力也在重新分割和分配，有一部分在国家手里，有些可能掌握在社会、企业或个人手里。处理得好，就是协同发展；处理不好，会不会有新的割据或贵族式的出现？
西方媒体批评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但大多数非洲人并不买账。中国没有殖民的黑历史，没有西方那种分而治之的殖民心态，我们相信团结就是力量。“赢者通吃的老一套逻辑”和“以邻为壑的老一套办法”已经行不通了。
我在美国开会，讲中国外交有一部分韬光养晦的成分，结果很多美国学者就驳斥说不对，你这是讲外交官语言，不是学者，不老实。他说你想象大象躲在兔子后面，原本你们小我以为你是兔子，现在你远远超过那兔子，还韬什么呢，我早看见了。
我常常觉得很困惑，为什么这么多西方人觉得自己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比非洲人更了解非洲，比俄罗斯人更了解俄罗斯。西方总认为非洲当务之急是民主化，我去过许多非洲国家，可以说大多数非洲人最想解决的是粮食、医疗、治安等基本人权问题。
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我们是近130个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这意味着什么？即使欧洲一些国家出现逆全球化，即使美国特朗普坚持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但只要中国一家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话，它就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中新关系降温有一定合理性，因为中国对新加坡模式的热情从来都不像表面上那样情投意合。近来，比较敏锐的观察家提出，中国眼里的新加坡模式与新加坡本身的模式并不一样，为适应中国发展道路它经过了修改。
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应有之义。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一直处于动态的改革过程中。 这一次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为一个统一的有机过程来进行，决定了这次改革的广度与深度具有根本性的突破。
本书涉及了许多中国历史，但这是一本理论著作。这个附录试图回答，为何有此追求？何以可能？以及如何落实？我知道，如今这个年代，不大会有谁关心甚或会察觉这其中有问题，但我不能自欺。更何况，这些也是些有智识意义的问题。
“除了民主，全世界到处都在创新”，说到民主与社会组织形式，我们显然仍自满于1830年代的程序。我们为什么必须抱着两百年的老古董不放手？民主是活生生的有机体，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形式。
随着德国等国家的企业对中国和“一带一路”的逐步重视，中欧贸易量再翻三番应该都不是问题。默克尔在这个时候，却想着携手美国抗衡中国，应该是大选时把脑子选坏了吧。她还想代表欧盟表态，其他国家应该会说，先管好你们自己的企业吧。
去年阿里巴巴“双十一”总交易额达到266亿美元，比印度一整年的电商交易额还要大。马云是个极有才华的商人，阿里巴巴是个极为成功的私有企业，但“双十一”却是中国混合型经济模式的绝佳案例。
俄罗斯与欧美的关系，现在看来显然处于僵局状态。我个人推算，只要普京在位，他们与西方的关系就好不了。尽管他们主观愿望是想好的，特朗普、普京个人相互欣赏，从国家利益算计来讲，非常想搞好关系，但事实上做不到。
许多“中国观察家”和所谓的“知华专家”都犯有同一毛病：当意识形态偏见遇上伪科学。意识形态信仰使他们的偏见根深蒂固，伪科学使他们的研究越来越不客观，对中国以及世界的认知，自然是越来越脱离实际。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签署《台湾旅行法》后，美国似乎正将这一法案付诸实施。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副助理国务卿黄之瀚在3月20日赴台湾“访问”，成为该法案生效后首位“访台”的现任美国政府官员。对于美国这次“底线的试探”，中方该如何反制？在和平统一的路上，为何该对台湾施以棍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解析“台旅法”通过以来中美关系的大博弈。
当然，“剑桥分析”的工作比革命先辈们简单的多，他们不用去考虑群众长期和发展的需要，只需要考虑短期的（到下一次选举为止）的愿望和要求就行。他们也不用争取大多数群众，只需要争取特定群众（比方说，能够得到270张选举人票的群众）就足够。
在中国选贤任能的体制下，我们很难想象小布什或特朗普之流能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国模式更注重领导人的实际能力，而不像西方那样看重表演作秀。中国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综合了“最好”和“最不坏”的选择。
春分时节又逢君，各位观天下的新老朋友们，最新一期的讲座预告又来喽！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热议。一些西方媒体在报道中故意就涉及党的领导和国家主席任职的内容大做文章。其实，中国崛起及其制度演变有其内在的逻辑，西方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正读也好，误读也好，反读也好，都不可能改变这种逻辑。
本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前所未有的大布局，前所未有的大调整。本次改革将推动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六大体系各有分工，又协调一致，如同四梁八柱，共同支撑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大厦。不同治理机构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行动、增强合力，推动实现中国式良治。
与今天许多人对于历史中国的想象相反，为维护国家统一和确保政治安定，尽管没有什么三权分立的论述（而且需要吗？如果做都做了），历代王朝一直注重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财、监、人事等各种权力的相互制衡；而且是常规，不是例外。
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已经进入超级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正处于全球化、平台化、虚拟化、智能化的升级过程中，社会主义力量和资本力量新一轮的博弈正在展开，而这将决定人类是进入一个大黑暗时代，还是进入一个更加光明的新阶段。
中国看待全球问题，是以全球人类命运福祉作为出发点，这种思考是完全有别于西方的。从这意义上来说，我认为西方从未有过全球观，西方理论要么以民族国家为出发点，要么以区域为出发点。
还是有媒体在3月8日当天给读者们做了些常识普及教育——妇女节是左翼人士抗争和女权运动的产物。有趣的是，就在笔者生活的温哥华，不少大陆新移民正在抗议流浪汉避难屋的安置，其中华裔女性为主力军。她们在抗争的同时，不忘在媒体和微信群组里唾弃“左派”。
“良政和劣政”这一政治范式远远好于“民主和专制”的二分法。民主VS专制这种陈腐的二分法，在当今复杂的世界显得越来越空洞，许多实例证明民主国家也有劣政，非西方的政治模式也可以产生良政。
信息时代，尤其对大国来说，国际传播和国内传播的边界相对模糊起来了，国际上的热点会即时反射到国内，国际政治中的许多故事也恰是源自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这意味着，我们做对内传播要顾及国际影响，开展对外传播也要考虑国内老百姓的感受。
七年前，日本东部的地震海啸引发了福岛核泄漏等一系列灾害。面对这一灾害，扼腕之余，不能不令人思考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为何在核弹的受灾国日本，核电体制得以确立？核缘何具有合法性？这之中又有着怎样的历程？
回顾历史，中国多亏有自己的模式，才认清并拒绝了“民主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两者都被西方兜售多年。今日西方已陷入重重危机，如果西方人还坚持认为他们的模式最优越，我们只能说：请便吧，我们不在乎。
中国是世界延续时间最长的古老文明与超大型现代国家的结合体，是经过漫长历史整合而成的“百国之和”。这样的国家一旦采用对抗式的政治模式，将变得无法治理。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政治传统的影响。
有人会拿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作比较。两者都非常有雄心，但我认为除此之外两者其实没那么相似。两者的地缘政治属性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既要有“下下策”，这包括防止坏人做坏事、退休机制、包括集体领导制度等，但它也要有“上上策”，即能让好人做好事、做大事。两者的结合才是比较理想的制度，中国政治制度这方面的探索和安排是比较成功的。
未来的困难和挑战实际在于改革如何具有更强的执行力，不能让改革政策空转打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此次两会报告是给下一轮改革开启了更好的起点。所以重新定位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既是时代变迁的，也是对人民向往的回应，我们要有新的办法、新的举措，将改革进行到底。
10年前，中国人还为了追赶西方而制造更多的汽车、铺设更多的道路。如今，我们开始着眼于智能城市、绿色城市。“一带一路”在这方面也将促进进步。中国将成为新的环境技术以及智能交通技术的研发国和出口国。这是中国式的全球化。
如果大家对特朗普就职典礼的演讲还有印象的话，应该会记得他说得最多的词汇就是“美国人民”和“美国优先”。问题是为什么他喊着美国人民当家做主了，第二天，就有大规模人民上街头抗议他的就任呢？关键就在于美国也进入到了连社会基本“框架”也没有共识的时代了。
当前中国面临着生存型民生问题、发展型民生问题，发达型民生问题相互叠加，相互交织的挑战。这就需要进一步继续推进民生国家建设。民生国家在历史渊源、基本理念、与发展的关系、资金与资源的来源、责任主体、去商品化程度，都不同于福利国家。
我本人也被一些朋友网友认为是左派，至少以前是，现在据说是“画风大变”。左派心软，同情弱者，见不得不公平，爱流眼泪。可是，许多所谓“左派”朋友激进公平的主张是符合观念却不符合实际的。我以为现在所谓的“左与右”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国情认知的不同。
在我写关于亨利·基辛格的传记写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突发奇想，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假设：美国前国务卿的成功、名誉、良好的口碑等等，是否不仅仅是来自于他超人的智慧和坚定的信念，更是因为他在构建协调的人际关系上的卓越能力呢？
曾有不止一个人称，长城纯粹是个神话，因为从其第一天建设，在军事上，长城就毫无用处。我必须打其脸。从大历史视角看，秦汉从正面例证了长城对于维护中原农耕文明的制度意义，而从唐睿宗设节度使开始的长达650年的历史则像一个自然实验，战乱迭起，死人无数。
有人担心中国发展强大了，就会走上争霸的老路。外界希望了解的是，当中国说自己“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是否意味着准备取代美国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当中国提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是否意味着要对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
1994年我第一次到华西村，记得吴仁宝书记亲口对我们讲，“如果把华西村的财产变现，全村男女老少包括抱在怀里的娃娃，每人可以分得现金88万。你们想想这样多钱怎么能分呢？！”他言下之意是财产分到个人名下，好好的集体经济马上散了。
关于“中国做错了什么”，这些年来已经变着花样在所有场合说了很多；但关于“中国做对了什么”，曾经一度在很多场合说起来像做贼一样扭捏心虚，导致明明在说真话的时候听起来也像在撒谎。中国要“再中心化”，要把中国的意志表达出来，还要把示范性做出来。
新的一年，台湾“新南向”政策更加纠结，一方面刻意突出经济、淡化政治，却期望与美国尚未成熟的印太战略接轨；一方面极力回避正视中国大陆，却难以忽视大陆对新南向涵盖地区的影响力。最大的死结在于：无法让外界打消对其借经济手段达成政治目的的疑虑。
纵观历史，中国穆斯林面对国法与教法的两难时，在大局上都以随顺国法为主。所谓“教法凌驾国法”或“教法替代国法”的说法，在政主教从传统的中国社会缺少存在基础，纯属无稽之谈。在帝国时期，他们能够将顺主与忠君统一起来，在现代民族国家，也完全可以将国家认同与宗教认同融为一体。
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中国的改革促成了当代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转型，甚至也堪称是迄今全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转型。改革开放40周年不仅是中国庆祝的时刻，也是全世界反思的良好契机。这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在对鲁炜的情况通报中，出现了“‘四个意识’个个皆无，‘六大纪律’项项违反”等及其严厉的字眼，而在中办对孙政才的描述中，也出现了“‘十个必须’条条触犯，‘七个有之’样样皆占”等同样严厉的字眼。
落后成了一种原罪，长期以来中国人都背负着这一原罪。西方人不断强化这一点，因为这是其全球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但有些中国人比西方人还要执着和卖力。对他们来说，中国必须是落后的，必须追随西方，如果不这样，他们就没有价值了，因为引导本国接受西方的救赎一直是他们的专属职业。
一年前，唐纳德·特朗普当选。那一天，我搭乘的飞机飞越高山，在沙漠上空开始逐渐降低高度，距离洛杉矶越来越近了，在那座城市郊外的上空，我看到地面上点缀着无数形如肾脏的游泳池，这个画面一下子把我记忆中的某个角落翻了出来。
应当承认，梵蒂冈此次“劝说”地下教会领袖向政府妥协，确实表明中梵关系正常化进程出现了有利于我方的质变，对于我方处理中国天主教会的历史遗留问题确实有所助益。但是这一举动相对于庞大的地下教会和顽固的反华势力而言，意义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观察者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