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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非洲国家会担心美国会从中作梗，逼迫它们“选边站”，但中国自始至终尊重非洲自主选择，从未强迫任何国家在中美之间做出取舍。这种不施压、不胁迫的姿态，也为非洲国家争取了更大的战略自主空间。
这种画面无论发生在世界上哪个成体系的文明国家，都肯定会引发公众的信任崩塌。但实际上，笔者在看到那段监控视频时，情绪却没有什么波澜，甚至对着屏幕冷笑了一下，因为早就见怪不怪了。
航运市场的选择往往是中长期的，即使冲突结束，亦很难在大方向上“转回来”。也就是说，这种变动很可能重构下一个十年乃至更远的国际航运格局。
我们必须把中国科技企业正常的海外布局、国际融资、全球竞争，和Manus这种“洗澡式出海”区分开来。不能因为Manus就全盘否定过去几年中国科技公司布局海外、参与国际竞争的合理路径，更不能因此对企业跨境增加严苛限制，否则就真成了因噎废食，正中对岸下怀。
卡塔尔早年退出OPEC一事，为阿联酋提供了成熟的参照范本。此举既能挣脱现有产量机制的约束，又能规避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带来的掣肘。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已有议员正计划对OPEC机构实施制裁，阿联酋退出也有迎合美国的考虑。
最近十多年，印度的外交出现了多次重大战略误判。现在的印度在上合和金砖国家这两个组织中，有几分像美国安插的“特洛伊木马”。
中俄关系除了巩固双边的互信，还应该要有雄心，要思考两国如何能够承担起让欧亚大陆重新回到和平与发展轨道的责任。
划定安全边界，不等于闭门封闭，而是防止核心技术、关键数据和入口控制权在资本交易中无序外流。
二战尤其是亚洲战场的战争是谁发动的？从日本内阁官房提供的关于对昭和时代的定位完全看不出来。这是日本在纪念昭和100周年之际的正确态度吗？
随着美国和伊朗关系高度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濒临中断之际，全球各国都意识到了关键航道的重要性，马六甲海峡自然也受到了极大关注。
作为现代城市的伦敦，实际已经处于失控状态，正在走向彻头彻尾的失败，而不是成功。
如果说在军事和科技领域的指责，尚且还需要依托部分碎片化证据进行编织，那么在宏观的地缘政治叙事层面，美国部分智库和学术界的逻辑，则完全陷入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病态与错乱。
目前美国相关舆论中对艾伦动机的怀疑还有一个原因：他的政见和行事，极不符合有悠久历史的“美国拥枪左派”、尤其西海岸黑人左派的传统模式。
更深层的讽刺在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对自己国内民主侵蚀的刻意视而不见。当它向全球各地派遣评判者时，美国的政治制衡机制正在瓦解，媒体独立性正遭受围攻，政治压制也不再纯粹是对外输出。看看明尼苏达州吧。
从长期来看，美国国内政治生活中那种“基于恐惧的游戏规则”、极端化撕裂至敌意状态的阵营对立——这些对美国国内政治极为不利、甚至具有显著危害的特征，估计会持续恶化，并对美国国内政治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我居住的瑞典对坦桑尼亚进行了70多年援助，但坦桑尼亚还是很穷。非洲村庄里的小项目没有改变非洲国家的现实，也没有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带来积极影响。
博尼亚风波表明俄罗斯社会内部有巨大的改革呼声，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场风波会演变成西方期待的、真正的倾覆。它更像是一个体制在承受外部压力的同时，通过内部的某种自净化机制来排解释放压力。
同一套机制，一边提供保护，一边又在制造新的风险。
作为一个95后，我自然从未有幸与教员处在过同一片时空下，可是，在贝鲁特的残破里，我仍然穿越时空为他和他们所动容。
日本的间谍活动具有百年历史，并且已经形成了系统性战略。从明治维新开始，间谍活动就悄然展开。今天的日本间谍，虽然换了不同的身份，但核心的情报收集方式和逻辑并未改变。
剥掉光鲜的名词包装，究其实质，这是一座针对中国的现代“租界”，一个不加粉饰的帝国主义，以及一套合理的博弈手段。
很多人觉得这不可能，还有人觉得这不可取。但我属于少数派——我认为，这不仅可能，而且值得去做，甚至可能是非做不可。
“龟城风波”表面上是一句发言引发的争议，实质上碰到的却是韩美同盟里最敏感、也最讲究边界感的那一层——情报信任。
劫掠、盗骗、走私，这六个字，基本构成了近代中国文物流失的完整“产业链”模式。
把美国比作老虎，是最贴切不过的隐喻。老虎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指望通过牺牲他国来换取美国罢手，是根本行不通的——它照样会攻击，只不过到那时，中国会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也许不少人误以为日本的所谓“深刻反省”就是道歉，其实里面藏着后门。我们要打开这扇后门，让他们把话说清楚。
最不适合和伊朗谈判的人，正是特朗普。他，就是那个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错误的方式出现的错误的人。
美国陆军将从初级士兵那里收取的资金中一半以上用于购买食物。不过从餐盘的情况来看，这些资金中的很大一部分并没有用于为士兵提供食物。
在宏观数据繁荣的背后，越南正深陷结构性的转型和赶超焦虑。
即便《法案》正式成为法律，也不意味着包括圆明园流失文物在内的被法国劫掠的中国文物马上就能回家；雨果当年的期盼要真正实现，依然前途漫漫。
这些问题对国内企业来说无所谓，大家早就习惯了。可放到马士基、地中海这类外资航运企业身上，问题就很大。
如今看来颇为矛盾的是：特朗普抨击全球化，普京也对全球化持否定态度，中国则支持全球化，可中俄关系密切，美俄却陷入对立。
沿途除了伊斯坦布尔机场和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其余中亚和高加索各国的国际机场很难支撑如此大规模的客源和航班量，运营成本最终也将由各位旅客共同承担。
对韩国，中国需要保持足够的战略耐心。对日本，情况则要严峻得多。无论承认与否，高市早苗政府的“右满舵”已经基本完成。
我可以坦诚地说，新西兰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受益国之一。2008年签署自贸协定时，全球正遭遇金融危机冲击，而对华贸易的增长帮助新西兰度过了那段艰难时期。
核实验的地震波形和天然地震区别非常大，全世界台站都能分辨。
马关条约给中国留下的是民族伤痛，也给亚洲留下了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历史教训。131年之后的同一天，日本军舰出现在台湾海峡，这种动作只会让中国社会更加警惕，也只会让中国维护主权安全及战后世界秩序的意志变得更加坚定。
超过70%的驻日美军基地被强加于小小的琉球群岛，加上日本政府支持美国利用其在日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攻击，琉球将又一次成为战争受害者。
从能源自主的角度来说，核能的确是一个“必选项”，但目前来看，这要算的恐怕不只是“经济账”这么简单。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认为，只要照搬这套规则，只要吃下这剂“药方”，他们很快就能像西方国家一样富裕。但事实并非如此。所幸，有一个国家中国，拒绝了这一道路，我就来自这个国家。
尽管中国在一些领域，比如数字经济等方面超过了欧洲，但欧洲仍有不少值得中国进一步学习的地方。如今，“以欧为师”的内涵应调整为吸取欧洲教训，而非简单模仿。
在乌克兰危机延宕背景下，俄罗斯这一“临时规定”的决策背景和影响值得关注，也为理解俄国家和社会治理演变提供重要切口。
欧尔班所掀起的“非自由主义民主”浪潮，却并不会随其政治生涯的落幕而消散。在匈牙利、中东欧、美国乃至全球，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政治遗产。
法国国民议会的这项立法并不十全十美，但在西方国家中，它已经破了先例，具有革命性意义。中国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件事，并且尽早行动起来。
在变乱交织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作用是积极的，是推动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正面因素。但中国作用的具体发挥程度，还要根据不同的局势、不同的地区有所区别。
为了实现长期和平，美方必须摒弃霸权傲慢，停止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放弃单边强权指令，提出公平合理的和平方案。无论进程多么曲折漫长，谈判仍是化解冲突的唯一出路。
1958年中东危机时，毛泽东曾断言帝国主义的终局：“美国最大的困难是，世界舆论不在美国方面。这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美国这次很慌。它从来没有吃过亏，在朝鲜战争中吃了小亏。这次没想到这么多人反对它。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中东这次我们胜了，肯定的，敌人要退的。”
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明——意识到自己正遭受多管齐下且不懈的攻击时，随之而来的首要困境便是：为了成功地反击，是否要用对方对付自己的方法来对付对方？
即便今天就停战，航运的恢复也需要很长时间；且全球经济已经经历了巨大的、不可逆的长期影响，而航运的恢复时间本身，也还在伤害全球经济。
如果各国选择停在防空协同、能源韧性、保险协调、护航支撑与外交施压层面，冲突就可能留在高风险但可管理的冲突框架内；但如果海湾当中有任何一国转为主动打击，不论是参与对伊作战或全面开放前沿作战支援，冲突就可能从有限战争炸裂为海湾大战。
当前全球核心困境，并非中国能否和平崛起，而是美国能否“和平谢幕”。为了遏制或打压中国，美国究竟会采取哪些极端举动？美国针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策略，核心战略目标之一就是通过这种“绞杀”手段维持其霸权地位，同时切断中国国际贸易的侧翼。
中美之间的最大挑战在于，两国在经济结构上已出现深层矛盾，不再是高度互补的关系，“共享全球化福祉”的共识已经不复存在。
要理解这些动态变化，我们需要超越国际关系的传统词汇，承认政治权力的物质基础。全球体系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外交手腕或军事能力，还取决于哪些社会能够积累起必要的负熵能力，以稳定下一个能源秩序。
欧尔班是“坏人”，毛焦尔是“好人”；欧尔班下台就是“欧洲得救”，毛焦尔上台就是“春天到来”。这种叙事在情感上有吸引力，但在分析上是空洞的。
伊朗政府及其精锐武装力量——伊斯兰革命卫队——并不从长期陷入困境的伊朗民用经济中汲取多少力量。他们的活动由一个商业帝国资助，而战争对这些商业活动非常有利。飙升的油价正在增加收入，革命卫队也从航运和贸易中断中获益不菲。
“你的开战理由是什么？你的战争目标是什么？结束战争的标准是什么？”
桑切斯崛起于新自由主义危机导致的西班牙政治碎片化时代，被英国《新政治家》周刊称为“西方最进步政府的领导人，以及罕见的始终勇敢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欧洲人”。在全球政治普遍右转的大背景下，桑切斯的政治立场、品格和勇气，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今天横在俄日石油交易面前的，不是油轮，不是管道，也不是市场价格，而是政治立场。日本并不是买不到石油，而是买不到一个“既继续制裁俄罗斯、又照样从俄罗斯拿能源”的特殊待遇。
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失之甚多，以色列也是损失巨大。伊朗的得远大于失。
准确把握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行为逻辑和未来动向，需要抓住两条主线索：一是权，二是钱。这里的“权”，是指选票来源问题，即特朗普在政治上要讨好谁，让谁来承担更多代价；而“钱”，则是指联邦财政的收支问题，即他要在什么方向花钱，又得从哪里筹钱。
在越南新的“四驾马车”体制中，苏林（及今后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人）就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核心，同时党的决策权重得到大幅提升。越南刚刚提出超过10%的增长目标，可以说是从革新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个目标容错率很低。
选举结果更多是匈牙利选民对欧尔班长期执政的厌倦和对民生问题的一次集中反扑。赋予它更多的政治意义，既无必要，也不符合现实的发展。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容易维系难，就像对伊朗实施“斩首”容易，重建和平难。特朗普变不出魔法，如果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从短期施压变成了中长期消耗，对华盛顿的拖累是难以预估的。
伊朗不会走朝鲜九十年代的老路，美国现在也没有资本把事实拥核的朝鲜当成另一个伊朗。也正是这种互相牵扯的此消彼长，让半岛局势达到了一种微妙的稳态的同时，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日本自卫队重返菲律宾本土的举动，已经引发菲民间团体的强烈抗议，“慰安妇”受害者团体公开发声反对，但小马科斯政府为迎合美日、换取所谓防务支持，全然不顾国民情感与历史伤痛，这种饮鸩止渴的外交选择，进一步透支国内民意共识，也让地区和平稳定面临更大威胁。
这个东欧小国的选举，成了一场国际层面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斗争。
芝加哥大学米尔斯海默教授、哈佛大学斯蒂芬·沃尔特教授，都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中结构现实主义的重要作家，尤其前者还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提出者。二者以这样的学术身份，触碰美国政治中的“禁忌”，至少透露出三个“反常”之处。
如果说今年1月美国非法绑架委内瑞拉总统是战术胜利、战略失败，那么这次伊朗冲突则是战术胜利、战略崩溃。它意味着美帝国从“单极霸权”正在走向结构性衰落乃至崩溃。
其实，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需要“赢学”——对国家合法性的信仰，没有这个信仰，国家就会完蛋，这是世界历史反复上演的剧目。建构新的非西方化的世界政治史绕不开白人优越论这一关键线索，否则不可能观照出世界政治深层结构之全貌。
像阿联酋、巴林这样的小国付了那么多安保费让美军建基地，结果你都保护不了他们。你还能保护其他地区吗？美国正逐渐失去盟友的信任，从“世界警察”变成“孤家寡人”。
美国现在无法接受这样的政治失败；而如果特朗普把这样一个失败的结果带回家，就是他、他的幕僚、他的政治运动的彻底终结。
北约的军事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欧洲国家在高端能力上高度依赖美方的支持。即便美国不宣布退出，但若在这些关键领域“收缩投入”，就能对北约产生显著影响。
古巴的对外开放，再次表明了我们一贯的立场，即海外的古巴人并不是古巴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有利帮手，只要他们能够为祖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我们都非常欢迎，向他们敞开大门。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两岸处于事实上的“已读不回”状态，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目前存在隔阂的情况下，“直接接触”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建立互信”就是融化坚冰的前兆。
每个世界强国都有其辉煌时期，这得益于其独特的环境和其性格与文化的本质，但它们最终都会衰落。
尽管匈牙利政府将蒂萨党描绘成狂热的亲基辅激进分子，毛焦尔本人在竞选活动中却对战争话题避而不谈。事实上，这位前青民盟干部、保守派民族主义者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表态，似乎与欧尔班的政策纲领如出一辙。
人类面临的最大风险，从来都不是资源短缺，而是由愚蠢导致的战争。
对于海湾国家来说，其选择将自己的安全寄托于某一个外部大国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而将安全寄托于一个只讲“本国优先”、极端自利的国家手中则是一个更大的错误。
正是在这种态度里，我更能理解很多塞尔维亚人为什么会对中国抱有明显的好感。对他们来说，中国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大国，也不仅仅是国际新闻里的存在，而是一个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表达过支持，也与他们共同承受过1999年伤痛的国家。
这次营救行动既是美国战术能力的展示，也是美国战略困境的真实写照。美国仍然能完成高难度动作，但每完成一次都要付出沉重代价，而伴随着代价的提升，今天的美国似乎已不能游刃有余地支撑这种代价。
面对这个局面，不必大惊小怪，毕竟“国际体系”原本就不是一个长命百岁的事物，历史上已被大国抛弃过多次，而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大国领导人。
拥核的朝鲜与未拥核的伊朗的处境形成了鲜明对比。我担心，世界各地相当数量的行为体将因此调整其在核问题上的战略考量。这势必导致全球核不扩散体系进一步削弱，甚至彻底崩溃。在我看来，由此引发的负面后果远不止于此。
一场一个人（特朗普）的战争，正在蜕变为美国的战争。它能否成为成为一场世界之战，让我们拭目以待。
特朗普真正的“赢”并不在于他的谎言和幻觉中的经济军事成就，而在于他无论在内政外交中如何输赢，他都是美国唯一的大统领，他的反对者都只会温顺地等待着那套所谓的“民主程序”生效，而不愿做任何超出“民主说明书”上所规范的事项，提前把他掌握的国家机器给停下来。
华盛顿未能充分认识到一个日益严峻的威胁：中国正在从基础研究到高端制造业的整个创新链条上步步紧逼。而美国政策制定者近期的举动，反而让问题雪上加霜。现任美国政府非但没有迎难而上、应对挑战，反而在削弱美国的创新优势，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弥补自身短板。
不敢表明立场、不敢承担责任的软弱，谈何维护利益？连自己都要在强权面前低头，又怎么可能保护得了那些依附于它的小国？
美国虽然也在重新调动经济与技术工具的“武器化”，如果一个大国越来越主要通过议程安全化来经略地区，则会削弱其地区认同和秩序塑造的能力。
不少人认为美印靠近，美国将把以往输出到中国的资本、技术转移到印度，后者将因此复制以往中国的经济崛起经历。这是误读了中国复兴的经验。
阿联酋追求的目标似乎是：“战略纵深、相关性、战略自主、不可或缺性、资源获取权、地区调解者与枢纽。”换言之，阿联酋人想要一切，而且凭借手上几乎无限的资金，他们相信自己能够获得一切。
到现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网络风波，仍旧余波未尽，各方还在网上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流着，结成临时的同盟，翻出昔日的仇怨，在这个打破了时间和语言隔阂的网络世界里，上演着又一场精彩的交锋。
中国大力支持巴基斯坦扮演调解者角色，这一安排有其精妙之处。
欧洲之前与美国发生的直接冲突，从未对欧洲经济和政治体制造成直接的后果。而这一次伊朗战争却可能引发一场经济衰退，进而导致欧洲社会的极端化与政治极化进一步加剧。西欧各国政府拒绝参与伊朗战争的决定，得到了本国公众的广泛支持。
万斯等人对伊朗冲突已经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如果未来反战、反对特朗普的情绪不断升温，特朗普确实可能不得不寻找台阶，以他认为体面的方式退场。只不过从当前局势来看，美国国内的压力还没有强到让特朗普马上转变方向的地步。
库尔德自治区是伊拉克联邦的一部分，库区和其他区域内大国之间存在一个共识：库区的领土绝不容许被用作向周边国家发起袭击的基地。我们坚定恪守国际法准则，也希望周边国家能尊重库区的领土完整，不再对我们的土地发动空袭。
到2050年，亚洲有望成为全球一半产出的生产地，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保住了亚洲，也就保住了世界。现在亚洲是时候共同探讨如何应对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溢价、不稳定和输入型冲击，从而形成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相对稳定发展的区域。
现在的问题是，特朗普是否真的会在某个时刻，以核武器来兑现“让美国再次伟大” 的承诺？在好莱坞浪漫喜剧的结局里，从不会出现蘑菇云。可谁又能预料，浪漫喜剧的无厘头叙事逻辑，竟会被套用在外交政策之上？
特朗普本身具有非常强的“赌”的气质，他在美军事行动中扮演着重要变量。
美国打朝鲜、越南、阿富汗的时候，从来没有公开把“上帝”请出来帮忙，这次居然公开发信说“要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这说明什么？说明军心已经下滑到某种程度了。凡是要靠上帝来祷告的时候，往往就是现实层面已经非常吃力了。
特朗普的政策是美国对亚太地区政策的承诺与现实之间差距的逻辑终点。这些政策从未达到其被宣传的那种高度，部分原因在于美国被全球利益所牵制。但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以及亚洲作为全球经济重心和军事能力中心的崛起势头，超出了美国的适应能力。
伊朗今天的情况是，没有什么西方媒体里描绘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温和派”的“博弈”，而是整个民族上下同仇敌忾，谁不抗美抗以，谁就下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