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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已经明确将“反华”当作了竞选连任的滩头，这也导致网络上的情绪愈发激进极端，很多美国人恨不得“逢华必反”。也因为此，韦斯特对中国问题的一番畅所欲言，惊呆了中国人：这等觉悟和知识储备，是打算来华入党的节奏吗？
美国某些政客疯狂反共，渲染“赤色威胁”，企图用意识形态对抗定义中美关系，掩盖其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但人类已步入21世纪全球化时代，除了一两个小跟班之外，绝大多数国家拒绝被美国绑上战车，对搞意识形态对抗、鼓动“新冷战”不感兴趣甚至十分反感。
如果巴菲特看好美国天然气管道运输，那么中国天然气管道运输的机会岂不是更大？相比之下，中国天然气市场无论在管输长度，还是管输交易各方面，都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而且从天然气使用量来讲，中国天然气依然有很大提升空间。
美国人越来越习惯于透过战争的镜头看待社会问题，向一切可见或抽象的、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宣战。对战争比喻的过度依赖，造成美国人政治想象力的贫乏，并阻碍了美国人正确理解并解决社会议题的能力。
如果特朗普的强硬表态伤害到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那就更好了。特朗普的真正目的是哄骗美国选民，使他们相信中国应为新冠疫情负责，继而引申开来，要中国对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负责。
除了华为之外，近日TikTok也成了美国政府打压的对象。即便其母公司字节跳动的首席执行官张一鸣尽量疏远与北京的关系，并且打了一套“国际化组合拳”，TikTok在美国仍然举步维艰。不过，这件事也说明了我们的互联网时代已经“攻守易形”。
法国有意将黎巴嫩打造成中东的基督模范区，故而重用马龙派，并大举招募基督徒移民此处。虽说马龙派对法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在世界诸国眼中，法国政权的殖民性勿庸置疑。
在新中国与美国建交后，美国正巧处在历史的高峰。因此，往日的中国精英层是戴着一层滤镜看美国的。近来的一系列问题将美国的真实面目展现出来，我们需要对美国有一个新的认识。
中国在进行外交时可以想办法让他们之间相互制衡。目前看来，中国政府似是要等到最后关头，才可能采取这些严厉措施；可如今不采取，美国这般长臂管辖就会继续为所欲为下去。
鉴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已经开始打造互相竞争的联盟网络，一场更大的冲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爆发。其中有些国家或与别国结盟或保持中立，在日益极化对立的全球乱象下，正是这种征兆会引发重大的权力之争。
近几个月来，除了华为，特朗普政府也开始了对其他中国公司和软件的“极限施压”。不过，我们必须了解到美国对它们的打压并非出自同一原因。搞清所有打压事件背后的逻辑才能帮助我们找到破解之道。
低质量的社区，收入不均，教育市场化，工作歧视这一把把枷锁不知道锁住了多少非裔的前途。的确，美国的法律和公共政策并不歧视非裔，然而美国的劳动市场机制，市场化的教育机制，再加上金融服务机制将许多非裔牢牢地锁在他们现在的社会经济地位上动弹不得。
美国的法律很可能并不支持全面简单“封禁” TikTok，但政府拥有大把的手段来对这一免费社交软件制造“麻烦”，可以利用其出口管制、制裁法律和其它国家安全规定以限制TikTok并孤立字节跳动公司。
种种现状都在说明，中印更需携手合作、同舟共济；但是，印度选了相反的方向，还一路狂奔……面对印度的一意孤行，中国从维护双边关系大局出发，处理态度理性、冷静；希望印度不在精神上将中方的克制视作自己胜利的成果，能回归实际，作出双赢的抉择。
TikTok可以在美国宪法下起诉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以获得正当程序的保护。2013年，三一重工投资的罗氏公司起诉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这是历史上美国联邦法院对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所作出决定的第一次审查，表明了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决定的可诉性。
美国是新世界的征服者建立起来的，在其历史的起点上即混合着罪恶和对罪恶的重新说明。这是一种集体的原罪心理，而这种原罪心理也决定了美国社会永远不可能对自己进行真正的反思自省，因为反思到底就会碰到最深的罪恶，根本无法正视。
如果最终交易结果是TikTok变成了一张“皮”：资本/股权结构中，微软及其引入的美国资本全面接管；治理结构中，TikTok与字节跳动母公司切断所有联系；有中国属性的投资者，只能从微软或者其他资本结构中，获取TikTok后续收益，但没有任何运营权限，这样的“TikTok”能被定义为存活下来么？
亨廷顿的观点在理论上有很多站不住脚的地方，甚至漏洞百出，从历史学角度而言，他的历史、地理、政治标准往往被任意替换，讲这个问题时，用这个标准，但讲另一个问题时，又用了另一个标准，同样一个名词在两个问题中的内涵就被替换了。
中国互联网企业想在发达国家“中心开花”是一条歪路，真正的明路，是“农村包围城市”。如果认为自己真有靠技术、靠商业运作，突破文化隔阂的能力，那不如先选择去第三世界开拓。不是说完全放弃欧美，而是以第三世界为优先。
字节跳动旗下应用TikTok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打压。在蓬佩奥、纳瓦罗等人的打压之下，该事件甚至有了全球效应，许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或官员都进行了支持或反对的“表态”。而在美国政客的打击背后，实际上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扮演了重要角色。
上世纪支撑美国称霸世界的三大支柱——军事、经济和政治——即使没有全部消失也都已逐渐动摇。美国世纪的终结向美国提供了一个审视自身缺点，重新修正弊端的机会。至于美国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只有天知道。但美国世纪的终结不是一个悲剧，这是新生的开始。
当地时间8月4日下午，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发生两起严重爆炸事故，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震惊了世界。许多国家元首都对黎巴嫩政府进行了慰问，并表示会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尽管这场爆炸事件具有偶然性，但也反映出了黎巴嫩政府治理低下的问题。
事情到这里也都在正常范围内，但不幸的是，这里是黎巴嫩。周边不稳、政局混乱，必然导致政府效率低下，管理松懈。这种情况下，爆炸在7年之后才发生，一时都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唏嘘。
从中国应对疫情的措施到出台香港国安法，美国不放过一切给中国挂上“假消息”标签的机会。奇怪的是，中国学者很少深入研究这个术语的意思。这个词是指以误导舆论和民众为目的有组织、系统性地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编造虚假信息，针对中国而言这一切说到底就是逢中必反。
与其说美国是一个施展其意志的大国，不如说是一个开放的全球腐败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外部势力可以购买影响力、塑造政治结果，并为了自己的竞争议程而结成派系相互争斗。
聚焦其他国家的内部特点之所以诱人是因为这么做免除了在发生冲突时我们应负的责任，使我们能够诿过于人。如果我们站在天使的一边，且我们自己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合理和正义的原则基础上，那么当麻烦出现时，就一定是因为有坏国家或坏领导人在那里做坏事。
台湾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对李登辉不熟悉，也不了解，所以当他病亡的消息出来时，台湾的相关新闻流量并没有因此增加。台湾选举的时候是“台独”最旺盛的时候，在没有选举的情况下，两岸的关系若是陷入紧张，基本上支持“台独”的人数就会减少。
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新冠病毒彻底改变了世界。这场瘟疫最终将把我们的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还知之甚少，我们需要在一个宏大的视野中展开思考。要知道，在疫情爆发前，这个世界已经麻烦缠身了。
以印度外汇流失最为严重的军购为例，现在印度都要求本地生产。比如从俄购买的战斗机和从美购买的武器，往往都以转让生产线和生产许可作为条件。从国家安全方面考虑，这要求无可厚非，而在国防领域尝到甜头的印度政府可能有复制此模式到其他行业的冲动。
俄罗斯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一度很疏离，俄罗斯经济是“单脚支撑”，而不是双足支撑，即与欧洲和中国都保持密切且有利的经济联系。中俄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框架下实现经济合作快速而成功的发展，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而这一进程中最富发展动态的版块是中国与欧盟国家过境俄罗斯的陆路运输。
中国非常坚定、自信、持续的用自己独特的制度和法律在管束和限定美国的社交媒体，使他们丧失了在中国的商业利益。而美国却受到自己价值观的限制，找不到同等有效的方式反制中国，最后为了反制而反制，只能制造三流的阴谋论。
即便中国无意通过“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来取得全球经济领袖地位，美国恢复制造业实力的理由也是充分的。中国对国有资本的重视使其可以对经济发展进行长期规划，瞄准并主导一个又一个新的技术领域；而美国过于依赖来自华尔街扭曲的市场信号，这已导致美国在产业发展上处于不利地位。
美国统治阶级有意识地利用身份政治权利来化解阶级斗争，在大学内有意识地鼓励，并拿钱资助身份问题研究，族群研究、性别研究，引导文化和社科界钻进那些小得不能再小的牛角尖，围着边缘问题打转转，结果没人有时间去谈真问题。看似进步的权利政治，挖掉了美国真正的进步之根。
美国政府审查TikTok，虽高举安全大旗，但其实没人对所谓“安全问题”真正感兴趣。这就是对中国互联网乃至高科技产业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创业新星，展开的一场强取豪夺的超级围猎。上至美国总统，下至硅谷巨头，还有华尔街，高度默契，紧密协同，共同分食一场价值数千亿级美元的掠夺盛宴。
这四件大事都发生在特朗普发推前的24个小时内，任何一项都可能引领新的新闻周期，且对特朗普十分不利，这让特朗普在此时搞个大新闻的动机尤为明显。
最近，英国政府宣布将在未来5G建设中“禁用华为”。这是一个令人失望和寒心的错误决定。我认为，拒绝华为就是拒绝机遇，就是拒绝增长，就是拒绝未来。历史总是要前进的，不会等待犹豫者。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上任后的第5次国情咨文中指出，美军若重返苏比克湾设立基地，可能造成“毁灭性后果”。他表示，自己不反美，也不反中，而菲律宾也将继续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
钱是美国人的，但是美国人把钱以各种形式返还一部分，投资到中美教育交流中，让你想起什么？没错，就是庚子赔款。腐败无能的国民政府为了争取更多美援，在富布赖特计划的中美博弈中且战且退，退到了连处理庚子赔款权限都不如的程度。
对中国人来说，扎克伯格与特朗普究竟谈成了啥，其实并不真的那么重要，但是往中国企业以及相关标志性产品泼脏水的证词，是无法忍受的。一如有网友指出的，当扎克伯格开始用政治化的操弄来取代务实解决问题的意图，也可能出现意料之外的新情况。
在笔者看来，这不过又是一个“忽悠”港人的空头支票。不仅让英国在香港和国际社会，挣足了大国的“面子”，也不需要得罪“霸主”美国。同时还不需要花费一分一毫，只不过将现有移民政策换个新“马甲”，就能骗得一部分人欢天喜地。
华为5G在英国被禁并不是孤立事件，最近英国政客又盯上中广核。英国议会下院提出建议，要求在英投资、运营核电项目的中企在英国上市，董事长和CEO必须通过英政府审查，由英国公民担任，英政府在该公司必须拥有“金股”。这就是想让中广核在英核电项目“胎死腹中”。
中国和俄罗斯是上合组织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后疫情时代两者的合作潜力会更大。在国际舞台上，上合组织应该进一步提升作用，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
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巨大，特别是对全球化发展及公平开放自由的多边贸易体制造成前所未有的障碍。我们只能用更加开放和自由的政策来改革它，而不是回到各自为政，自顾自的闭关锁国的状态，因此中俄应该在疫后响应并积极推动WTO改革，联合支持自由、开放、多边贸易体制的国家。
我们把“一带一路”看成一个长期的战略性倡议。其实，要在这么大的一个倡议中达成共识是很难的，可能要在几十年内才能够看到效果。因此我们要看2020年以后的情况，应该往前看，要有长远的目光。
2020年开始后，在疫情和美国孤立主义等因素的影响下，世界经济遭遇重创。中国和俄罗斯应该联合起来探索出一套新的全球开发与经济发展模式来应对挑战，而且还应该明确表述出共同的利益，并勇敢捍卫。
华盛顿已经卸下面具，动用一切资源来维护其主导地位，打压中国。即使美国实力下降，北京还有比与华盛顿对抗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其中最重要的是到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俄罗斯有很多科技应用成果被束之高阁。中国可利用自身制造业配套体系、消费市场规模庞大以及对外投资能力强等优势支撑俄罗斯科技成果转化，使科技研发与产品制造形成闭环，既给投资企业带来利润，又为研发企业带来用于迭代研究的充足经费。
在美式全球体系瓦解后，世界经济格局必然发生重大变化。中俄可能形成15亿人、紧密全面合作的经济共同体核心，加上东盟、欧亚联盟、东北亚、南亚、西亚等，将近40亿人，接近经济总量的50%。如进而与欧盟、非盟合作，作为世界岛的欧亚大陆将成为未来世界发展的火车头、世界经济的新重心、全球稳定与安全的决定性力量。
在中方决定撤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设立和运行许可后，外媒报道称该总领馆其实有着收集中国西部地区情报的任务，引起广泛关注。实际上，除了这样的机构之外，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也可能从事损害他国利益的行动，其中就包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如果乔治·凯南是正确的，如果美中大国竞争的结果最终是由双方各自内部的“精神状态”来决定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已经占据了优势。“与停滞的美国不同，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潮、自我认知和精神面貌在较短时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大多数变化都是积极的”。
目前的黄金价格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在美元霸权存在的情况下，如果要公开地反对美元，大家是非常慎重的，很多人都是回避的。但是人们内心的想法是阻挡不了的，从内心来说，对美元的不信任感增加。怎么办？这样就拉升了黄金的价值。
美国不应仅仅出台一些针对当下疫情的应对措施，而是要制定一套国家重建计划。从再工业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到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应提出涵盖多领域、总投资规模达数万亿美元的公共发展倡议。这些投资不但可以推动私营经济走向复苏，而且有助于美国经济开启一个绿色的、“后新自由主义”的全新时代。
蓬佩奥设想的联盟，未必不可能在民主党政府中实现。但问题在于，联盟是需要盟主的付出才能维持的，特朗普的上台和“美国优先”，正是因为美国的国力和美国的外部环境，不足以支撑这种冷战时期的联盟。何况，即便冷战结束了，美国也在不断折腾，把全世界都拖下水。
失去阶级视野后，身份政治放弃了社会经济议题，把话语和文化权利作为其斗争的主要目标，最后走向对“政治正确”的极端化追求。这种转向完成后，丧失对资本主义根本性威胁的身份政治被民主党驯化和收编，成为民主党主流意识形态。
美国人和中国的心理距离总体上仍然非常遥远。正是这种疏离和隐隐的敌意，导致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都可以拿出“China”来攻击一番，以此获得选票。过去，中国人总是庆幸于美国总统一旦上台就必然改弦更张，却不去进一步思考：“中国”在普通选民心里是什么形象？
现在就说特朗普百分之百出局还为时过早。但假如他能够连任，那只能说明美国这套制度完全丧失了纠错和革新能力，也说明中国的发展机遇期还真的望不到尽头。不管美国如何遏制，中国的崛起都势不可挡——这并非我个人的判断，而是西方主要国家的结论。
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国当然要在外交上予以对等回应，对于美国现任政府未来可能会采取的更加没有底线的挑衅做好斗争准备。但是，美国要斗，我们怎么办，却是考验斗争智慧和战略定力的。
不论是看日本的报道，还是和日本相关人士直接沟通，强调中日合作没有在日本舆论中成为主流，反而和美国一起打压华为、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强调日本在医疗器械、药物研发上，执行更为严格的制度、谨慎与中国的合作，是日本报道的重点。
特朗普动员白人种族主义支持者，以确保没有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他的政策。但新冠疫情摧毁了他的如意算盘。应对新冠疫情不力带来的灾难令美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遭遇危机，这要求美国统治阶级全面动员起来，向美国人民隐瞒真相。
而就印度来说，它一直支持“西方”假借“输出民主”和“扩大自由”的名义颠覆别国政权。印度还试图向别国强加其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莫迪指控中国是“扩张主义者”，这不过是印度对中国另一出闹剧般的人身攻击。
美国国家安全局打着捍卫民主和公民自由的旗号，密切关注网络空间的敌人，实施全方位监控：从国家元首到恐怖分子、从律师到激进分子、从非法商贩到网络黑客，从公民到企业主。
这几个月来，随着疫情的不断升温以及处理种族冲突的不力，特朗普的民调逐渐落后于拜登。不过，距离大选还有100天，现在断定谁输谁赢还为时过早。除了仍旧无法控制的新冠疫情之外，还有众多因素或将影响选情走势。
就是这个疯话傻话连篇的小班子，掌握着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行政权力，指挥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美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危险、最不值得信任、最有可能导造成天下大乱的国家。面对这一不幸现实，全世界有必要共同行动，对美国所有对外政策一律采取“不信任且核查”的质疑。
北京方面几乎肯定会做出回应，并可能要求关闭相应比例的一个或多个美国驻华领事馆（在沈阳、成都、上海、武汉、广州的领事馆，尤其是当前形势下的香港领事馆）。在考虑选哪一个时，北京大概会权衡一下利弊，这些美国外交使团也在当地民众中从事提高影响力和收集情报的行动。
有些人可能已经不知不觉地自愈了。我们的身体可以自然地对抗任何异物。每种疾病都是可以治愈的。不用担心，新冠肺炎可以在家里自行治疗。呆在家里，保持卫生，保持安全。
近来，美国对华战略中“理性派”的声音渐起。他们强调：对华战略中对中国的实力低估会产生自满，高估会产生恐惧，两者都可能导致误判，并提出了与“脱钩派”不同的“战略竞争”解说，值得我们重视。
我绝对理解中国目前的处境，但重要的是不要被卷入与特朗普的这种斗争中。始终记住，永远不要堕落到特朗普的水平。中国绝对不能陷入“以牙还牙”的死循环，一定要跳脱出来，因为她的听众是全世界。
发展中俄关系存在许多挑战。中俄关系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历史记忆和民族感情问题，中俄关系发展应该理性对待这些问题，尊重事实。世界上国与国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中俄关系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对方的国际地位和作用，这些问题是需要长期解决的。
在诸多探测数据的积累之下，如今的我们对火星的认识早已今非昔比。从火星的大气层、表面、到内部结构，从火星过去、演化、到现在——短短六十年里人类火星探测所获得的新知，早已远超过去数千年来人类对火星认识的全部。
我们常说，内外有别。从技术层面讲，“工人集体升国旗唱国歌”是否“对外”构成“美丽的风景线”，正是这个“别”的体现。同一件事，对内讲与对外讲，效果上可能是天壤之别。
这些报告制作过程是否不自觉夹带西方中心思维与西方优越论，他们提倡的价值标准是否仅为西方经验量身订做，而无法合理考虑其他文化与历史条件下，不同发展路径的相对合理性。有时这些报告所推崇的模范生，可能像是绣花枕头一肚稻草，光有鲜艳亮丽的外表。
在那之后，我每小时都收到来自特朗普支持者的数百条信息——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你是个白痴，中国是殖民大国，中国只是通过仿冒美国的技术才获得成功”等等。我和小唐纳德·特朗普之间的这场社交媒体之争切实地反映了目前的世界政治斗争形势：奉“双赢”发展理念的和平力量与具有侵略性的霸权主义势力之间的斗争。
这件事的糟糕在于，它让人感觉到特朗普和他的决策团队有一种慢慢失控的迹象。他不知道他想做什么，只是在非常焦虑的情况下病急乱投医， 随便乱按桌上的很多按钮，摁下去一个就会产生影响。这无疑对中方理解、把握以及处置美方这种无理而鲁莽的行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在后疫情时代里，我们无法通过高涨的股市来击败中国，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在股市里赚到钱，投资股市也并非人们赖以谋生的手段。让制造业回归才是美国走向成功的正途。
近年来，美国政府采取了“全政府对华政策”，就是要协调所有部门来对中国施压。而在其国内矛盾日益凸显之时，美国更是出招频频，试图转移国内焦点。如今，在南海、香港、以及台湾问题上都能见到美国政府掺和其中。但是，美国政府已经把能打的牌都打完了。
我从事互联网媒体运作近十年，深知用户粉丝很容易在短时间内被误导、被操纵。但互联网也一再证明，没有人能一手遮网，长时间欺世盗名。中美两国都在经受互联网带来的巨大考验。也许互联网这个巨大的变量最后能给我们带来一点恢复理性的希望。
新冠疫情将被当作模拟时代终结的标志而闻名于世。我并不是指技术意义上的终结，而是指我们编写和使用数据的方式从此发生了改变。从新旧经济下不同公司股价的此消彼长中，已经可以看清谁是赢家与输家。这种转变，而不是宏观经济的损失，才是此次疫情的永久遗产。
西方情报机构不断对中国进行虚假指控。他们诬称有100万或更多的维族人遭到迫害。新疆有多少人口？40年前，新疆人口约为400万到500万，现在是1100万。40年，新疆人口翻了一番，哪里有什么“种族清洗”！
谁也不愿意见到中美在南海再发生2001年那样的“撞机事件”，由此引发两国关系发生大的倒退。今天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以我们的力量、装备，肯定不会忍气吞声，因为让中国忍气吞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他“给解放军培训过间谍”（其实只是教英语）的履历，大部分华人觉得没什么，但在新西兰那些不信任中国的人眼里非常可疑，可疑就有谈资，就会引来更多媒体。主流媒体围堵杨健要采访他，结果他每次都回避，这引来了民众更大的疑虑与愤怒……
印度过早模仿发达国家政策的原因是，为满足外部机构的要求，政府和一些外国资金接受者，经常承接超出政府能力的任务，过早承受负荷。印度精英与英美精英的联系比他们和印度民众的联系更紧密，他们推行自认为很正常的政策，与印度民众关系不大，也和印度政府能力大相径庭。
除了技术问题，华为设备是否真的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才是更值得关注的根本问题。英国和美国政府应该从他们自己的历史中学习到与通信公司进行秘密交易并操纵这些公司的硬件设备以收集情报将具有怎样的价值。北京没有理由不从华为那里发现类似的价值。
作为美国创造的世界公民，我们已经习惯了听到别人厌恶美国、崇拜美国和害怕美国（有时候这些感觉是同时产生的）。但可怜美国？虽然幸灾乐祸真的很浅薄，但这还真是新鲜事。如果真是审美在起作用，那今日美国根本就不像一个该让别国向往、羡慕和模仿的对象。
美国独立战争后，大批自由黑人涌入工业发达的北方。因缺乏技能，就业成了问题，还被白人污蔑为“瘟疫”。为了减少白人的恐惧，美国政府将一些黑人送回非洲建立殖民地，渐渐形成了现在的利比里亚。尽管独立至今已一百多年，其经济、基建等方面仍很落后。
每当中印之间爆发争端时，印度民间那种反华情绪，都会被印度官方有意无意的利用。如在2017年洞朗对峙期间，国民志愿团与其下属的本土觉醒组织高度配合，在印度大肆制造反华舆论，呼吁印度普通民众不使用任何中国产品。
美联储的援助是否只针对投资者呢？没有投资的人该怎么办？这是个大问题。再比如种族歧视问题，自美国建国以来，甚至在建国之前，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是个很有美国特色的老问题了。此次疫情是否会使种族矛盾变得更尖锐呢？
在向下议院作出的声明中，奥利弗•道登指出，这一决定是在对英国的电信网络、国家安全和经济的即期和长期利益综合考虑的结果。纵观英国有关华为的各种辩论，可以看出，英国政府决定的出台是英保守党内压力、美国压力、运营商压力等因素多重角力的结果。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的背景下，针对中国的滥诉闹剧再次在美国法院上演，总数已逾20起。除所谓的民间“集体诉讼”外，还出现了以州名义提起的诉讼，这在中美关系史上史无前例。从法律上看，针对中国的这些“滥诉”，没有事实基础、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国际先例，纯属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
除了与斯里兰卡拉近关系之外，印度还与中国竞争缅甸的沿海资源：在外海的天然气田中分一杯羹，并投资建设机场，资助土瓦（Dawei）的深水港建设。与此同时，印度与东南亚的贸易快速增长，虽然远远落后于中国与该地区的贸易。
正如美国传奇偶像穆罕默德·阿里关于越南战争这样说过：“他们没管我叫黑鬼，没对我动过私刑，没有放狗来咬我，也从未枪杀你们的领导人。”在弗洛伊德遇害引发的示威活动中，美国民众实际上是在优先就美国对中国的进攻企图做出回应：“别告诉我，我的敌人是中国，我的敌人在美国境内。”
普京执政伊始，面临的是“休克疗法”失败后不景气的经济、金融危机后疲弱的市场、第二次车臣战争后的动荡政局以及遭受1999年莫斯科恐怖爆炸案后不稳定的社会，“俄罗斯正处于数百年来最困难的时期，它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二三流国家的危险”。
国家主导的混合经济模式一直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如果说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要部分归功于中国在1970年代末将经济模式转换为市场经济，那剩余功劳就该属于政府积极保护旧有经济结构（比如国有企业）的政策。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美两大国摩擦升温，不能不令人警惕。然而，由于目前国际话语权还不够强，中国不能像美国那样也强调意识形态，否则会落入对方的陷阱。如果中国能很好地处理发展问题，并且打造世界级的经济平台，就不会失衡，在国际关系中也会更有优势。
美国如此不遗余力的目的是扼杀中国的科技野心，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拿出过得以将华为列为“国家安全风险”的确凿证据。不仅是美国，北约、日本或韩国也拿不出。（美国的逻辑是）我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别人也别想和你做生意，因为我不让。
因默克尔政府提倡减少冲突的国际合作，不对中国进行激烈的批评，德媒用“大写的尴尬”进行讽刺。但实际上，这种“逆风而行”的勇气和理智才是应有的执政高度。反观蔡英文政府，虽然选前满口支持香港，却在选后对如何支持语焉不详，她才应该觉得尴尬。
考虑到伊朗采取与“超级大国等距交往”的后革命立场，伊朗与中国达成协议反映了德黑兰在美国的压力下开始推行“新向东看”战略。这与“新向西看”战略逻辑相反，其目的是伊朗想在新冷战的惊涛骇浪中与各超级大国保持等距外交。
2008年金融危机清楚表明，绝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并未做好准备。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在现代世界中创造出高质量货币？国家的货币创造策略主要来自发展生产力的驱动，即充分利用国家潜力，确保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福利。
一名男性跟着灵车边跑边说：“市长，我来送您了”，一名50多岁的妇女坐在地上失声痛哭：“我们的冤枉怎么才能解开啊”，还有一名穿着黑色衬衫的女性在街道上向朴元淳灵车行三拜九叩大礼。
奥巴马的继任者特朗普在其2019年国情咨文中指出，“伟大的国家不打无休止的战争。”就此而言，特朗普当局一直在遵循其前任留下来的整体战略，将美国从中东撤出，转而集中精力应对近在眼前的威胁 —— 崛起中的中国。
当今的中美关系是几十年来最糟糕的一个时期。我们为什么会进入到当前恶化的状态呢？主要也是因为美国单方面地希望去重新定义和重新设计中美关系，让中方没有办法做出回应。所以，当前我们有必要在这个关键时期重新调整中美的方向。所以，我提议“三要”“三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