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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欧洲和英国的贸易谈判目标中，美国几乎毫不掩饰地提出，如果对方与中国展开自贸谈判，美方享有知情权和干涉权。这样的霸王条款不禁令人想起当年为了封锁英国而攻打俄国的拿破仑。
亚洲处于21世纪世界最大挑战的风暴眼——可持续的城市化。如果蜂拥而入太平洋沿岸和南亚的城市的数十亿人能够维持惊人的经济增长而不引起气候变暖，那么全人类都得以躲过了一颗大子弹。亚洲人正在迎头赶上，但是他们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吗？
2008年竞选，希拉里仍遵守中左传统，而选民找了当时参议院里最左的奥巴马。那次选举说明时代已发生变化。到和特朗普竞选，她可能没意识到火车铁轨早已朝向另一个方向。她的失败不仅仅是轻敌等技术性原因，那只是“刻舟求剑”。
十几年前， 华为刚刚拓展海外市场时，既没有掌握5G高端技术，也没有在通信领域独占鳌头，那时它只是一个初探国际市场的中流企业。即便如此，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媒体， 已经开始频频制造“华为威胁论”，当时笔者在国外看到当地媒体的报道，就已经依稀有这种感受。
马克龙的欧洲复兴计划，把“欧洲优先”放在了首位，他希望欧盟能够有一个统一的立场。但是，马克龙并没有说到重点，基本上回避了欧元区改革这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欧盟内部都不统一，怎么是别人分化呢？
美国和印度的中产阶级是建立在高薪、中等技能的工作基础之上的。在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世界中，这样的工作将会逐渐消失。当今最主要的是高技能、高薪的工作和低技能、低薪的工作，介于这两种工作之间的职业岗位正在不断减少。
不论是岸田文雄、石破茂，还是小泉进次郎，其实可以看出自民党内确实人才济济，“后安倍时代”并不缺乏首相候选人，但是真正能够令自民党内外折服的候选人却几乎没有。日本政界出现希望安倍晋三再干3年的声音，恐怕也恰恰在于此，这确实令人感到悲哀。
以泰国目前的选举制度，他信要想赢，开挂都不行。军方要胜选，分分钟搞掂。当然，你要说他信输定了，巴育赢定了——这也不一定。因为，泰国政坛，并不是只有这两家嘛。
3月8日上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两会”记者会。这是王毅第六次以外交部长身份出席“两会”记者会，也是他首次作为国务委员亮相这一场合。“国务委员”身份特殊，意味着王国委今天的讲话，将代表着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外重要政策的宣示。
既然司法部坐实了政治打手的身份，那么我们从小到大耳濡目染以及特鲁多口口声声的西方“司法独立”又是怎么回事？其实这是个误解，此“司法”非彼“司法”。孟晚舟被捕事件让很多人看清了西方所谓的“司法独立”是一个多么大的笑话。
一幅新的能源地缘政治画面已经浮现在我们面前，尽管莫迪政府存在着很强的“投机主义心理”和“冒险主义精神”，但印度内部精英认识到，要想稳固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仅靠“强硬”是不够的，还得学习中国“拼经济”。
我们已经明确看到，美国政府做出了打压华为的战略决定。可是我们尚未明确看到的是，美国做出这一决定的背后是否存在一个计划周详、环环相扣的战略呢？美国的最终目标是改变华为、让这家中国公司变得更好，还是只是想击溃消灭它呢？
这场持续3年的漫长诉讼，也让三一重工摘掉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帽子，赢得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三一通过这场诉讼大战扭转了CFIUS完全不透明的做事规则，从那以后，外国投资者可选择诉之法庭，
华为创始人、总裁任正非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美国不可能摧毁我们。世界需要华为，因为我们更先进。即使他们说服更多的国家暂时不要使用华为，我们也只是把规模缩小一点……西方不亮还有东方亮，北方不亮还有南方亮。美国不能代表世界，美国只代表世界的一部分”。
随着西方影响力的衰落，民族国家作为政治组织规范的定式被打破，越来越多国家追溯自身独特文明传统，从中寻找新的身份，摒弃西方强加于世界的普世主义。
如果没记错，这是从贸易摩擦升级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对中国最系统最正面的评价。他的话也显示了中国不是在拉偏架，而是同时对美朝双方给予帮助，再次证明了中国在半岛事务上负责任大国的地位。
美国还是有很多建制派，两年都是骂特朗普先生的。但那天他拂袖而去的时候所有建制派都表扬他，说他做得好。反过来是不是说明，美国国内对根本上改善朝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并不好啊。往回走可能性不大，但是要继续往前走现在看来还是障碍非常多。
中国对5G技术的潜力十分了解。“十三五规划”将5G技术描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的增长点”；“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中国把成为“全球制造业强国”列为重要目标。中国一直在认真地推进自己的计划，而且其规模是史诗级的，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
很多人对孔院有些误解，甚至有阴谋论，如认为“孔院就是花纳税人的钱给老外”、“孔院是推广孔子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机构”，甚至还有“孔子学院是间谍机构”等说法。作为一名入行15年的对外汉语教师、前汉办外派教师，我科普下孔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一次左右翼联手共同反对政权、资本和媒体这真正统治着西方三大权力的革命。原因是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能够解决西方社会问题的种种左右翼政策都已完全失败。“黄马甲运动”将矛头直接对准了西方民主选举体制本身，而其中“反犹”起着某种“导火索”的作用。
河内峰会无果而终，越南却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在“特金会”之前，河内便到处挂满了相关主题的宣传画，越南商家更是顺势而为，推出“特金会套餐”、“首脑同款发型”、“首脑T-shirt”，完美蹭到了“特金会”的热点。
大部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实际上是美国企业在中国制造的产品，征收关税等于是在制裁自己，美国宁肯付出经济代价也要逼迫中国做出结构性改变，为什么？
韩国保守势力原本就对朝鲜弃核的诚意持怀疑态度，最大在野党自由韩国党借此批评文在寅政府无核化政策不切实际，并借此重提核武装论。然而，韩国舆论的态度相对缓和。从最初的震惊中冷静下来后，不少韩国媒体一改指责的态度，对无核化进程充满期待。
很多人以为追求“自由民主”的美国天然就是个民主国家。但早就有西方学者指出，美国的政治制度并不是为民主而设计。美国“国父”们设计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精密机器，后来又逐渐产生了两党制，直至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否决政体，目的就是让精英而不是人民来控制国家政治。
“我已经收到关于美朝会谈结果的报告。在决意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前提下，没有轻易退让，同时继续建设性的议论，以促进朝鲜方面采取具体的行动，我们日本全面支持特朗普总统的这些决断。”
第二次“特金会”落幕后，金正恩对越南的友好访问也是亮点频频。金正恩此次出国访问时间不仅刷新了新记录，似乎还效仿金日成在1958年11月至12月期间近二十天的“长征式访问”。
日本政府一直以“各地民意反对”为由，否决将基地分散至其他地点的可能性，但对冲绳人来说，为何日本各地的民意是民意，冲绳的民意就不算是民意？这种赤裸裸的差别待遇，无论党派，作为冲绳人都忍无可忍。
中美两个大国的多重性也带来战略的局限性，双方将进入相当长的战略相持阶段。局限性突出地体现在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差距。双方都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象，由此在大国外交中出现很多矛盾。借用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所说——中国不会亡国也不可能速胜。
“我们先是被日本政府强制变成日本人，然后再被美军占领奴役，之后又被日本政府骗回去后，受到美国和日本的欺负，我们现在只想当冲绳人。”一位看上去80多岁的老人举着旗子呼吁大家来投票。在经济和自主的选择问题上，他认为年轻人的看法很愚蠢。
强势的领导人与急于达成协议的强烈愿望一结合，就非常容易导致他们的团队、下面的一群技术官僚为了促成会晤倾向于隐瞒双方的立场差距，夸大双方的共同点，结果双方领导人一碰面才发现彼此立场差距很大，就露馅了。
与上一次“金特会”中国发挥的关键作用相比，此次中国在影响朝鲜战略方面扮演何等角色似乎不再广受关注。但是中国绝没有在无核化和平谈判中边缘化。在镁光灯照不到的地方，中国一直安静但积极地发挥着作用。
这些年轻人最看不惯亚马逊这样的大公司，看不惯贝索斯这样的世界首富，看不惯纽约政府忍气吞声为了满足亚马逊和贝索斯而给出的上至30亿美元的政策优惠。青年领军人物科尔特斯又正好是纽约议员，所以毫不犹豫地站出来阻挠亚马逊落地纽约。
民众的确也存在种种问题，有时甚至很严重，但在当前全世界的核心困局中，并不构成主要矛盾。当前全世界最核心的问题，恰恰是过分强调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而贬低集体主义，强调局部利益而损害整体利益，过多保障精英利益而牺牲大众利益。
冲突升级，双方都需要满足自己国内强硬派的情绪。但是从目前看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把改善民生、消除贫困和吸引外资作为国家发展的方向，并没有发动战争的主观意愿。沙特王储访问，承诺未来三年要投资一千亿，如果印巴双方开战，何谈沙特的投资？
在近20年来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美国人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美国“世界老大”的地位已经下降了很多，两党政治体系正逐步踏入崩溃的边缘。不过，首先我还需要消除一个误解：美国政治体系衰落跟拉丁移民毫无关系。
朝鲜绝不会一边倒，完全和中国形成某种同盟关系是不可能的。在实现无核化、变成一个正常国家以后，它会和中美保持距离，甚至在日本、俄罗斯这几个大国之间，它都会保持它的平衡。这是它的生存之道，无可厚非。
从上次胜利还不到三个星期，特朗普居然把民主党国会晾在一边单边行动。可是，民主党人惊奇地发现，他们居然目前对特朗普总统的决策毫无办法。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特朗普看穿了民主党克制自己的一招。
电影打出“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旗帜，却被《名利场》杂志爆出，据唐的家人所说，唐和托尼并没有建立真正的友谊，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普通的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托尼给唐工作不久，便被解雇了。
伦敦和香港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在金融与物流方面的“世界之窗”。“窗口”一词十分恰当，因为它暗示着这是一个信贷供应自由的地方。但是就伦敦和香港而言，它们不仅是信贷中心，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它们还是中国需求的人民币窗口。
特朗普推特上的话语试图塑造的是一个可以“为所欲为”，对中国“予取予求”的美国；然而，从2018年开始中美贸易摩擦的实际进程恰恰说明了一个相反的事实：美国并不能真的“为所欲为”。
一列火车从鸭绿江上驶来，向中越边境的群山中驶去，串起的是一段横跨半个多世纪的波澜壮阔，是父辈们的旗帜，是渡尽劫波兄弟在，是相逢一笑泯恩仇。车厢里的80后领导人应该清楚，在山的那一头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在山的这一头支持着他的又是什么。
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发动对华贸易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华盛顿的许多人（无论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十分担心中国的崛起就意味着美国时代的终结。这种过度的恐惧本身就可能成为两国冲突的起因。
“朝鲜人民军飞行员们心中牢记领袖（金日成）关于把越南上空当作我们自己的上空，把首都河内当作平壤，把胡志明主席当作自己的领袖的嘱托，像真正的革命军队那样守住了越南的天空。”
哈萨克斯坦因为解散政府近日成了国内的新闻热词。但假如了解1990年代的俄罗斯政治生态，大概就不会太觉新奇。萨金塔耶夫内阁为何会被“集体炒掉”？让我们从2014年说起：石油价格、赴韩非法务工和运动员之死。
过去和沙特有经济联系的主要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但近些年由于美国的能源独立，沙美能源合作根基弱化，沙特在经济上向东看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沙特采购俄罗斯的武器、此次出访亚洲三国都是在给美国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
当新西兰华人赛马会邀请新西兰外交部长、优先党党魁温斯顿·彼得斯与中国驻奥克兰总领事许尔文同台时，我听到有人质疑“为什么要请他？”。温斯顿·彼得斯是先前“封杀”华为5G的直接责任人，但懂政治的新西兰华人并没有因此不理他。
右翼民粹主义的某些领导者最初是支持欧盟的。让-玛丽·勒庞视欧盟为帮助法国统治欧洲大陆的工具及对抗苏联的堡垒。然而后来苏联解体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欧盟有自己的一套意志。勒庞也逐渐对欧盟丧失信心。
没留下任何喘息的余地，冷却的时间，攻守双方再次出手。而且，刀刀直逼要害，招招杀气凛然。为泰党总理候选人素妲叻“竞选许诺”，直冲军队根基而去；泰国军方除了话里有话的威慑，对为泰党的反击，也是空前激烈。
安倍在开罪完美国之后，又忙于向特朗普作澄清，这突出体现在日本共同社2月18日的报道上。不到五小时连出两份报道，最后一篇题为“日方承认安倍推荐特朗普参评诺贝尔和平奖”，日方的动词也从“未否认”转为“承认”。
我们西方人有一种心理倾向，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接受西方民主制度。可与此同时，很多西方人在自己的国家里却放弃了投票的权利。多年来，令我感到害怕的是，在大选开始前好几天，还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并不了解要投什么。
敝国防相威廉姆森在南海问题上说了些不该说的话，这一方面是他不太懂事，另一方面是他没拿英国国家利益当回事。未来中国上升势头不可阻挡，因此不管用什么方式，我们都需要建立一种有利于英国经济的中英关系。
如今海外华人似乎背负了一些莫名奇妙的骂名：在海外，他们被反华分子骂“你们这么爱国，为何不滚回中国”；而在中国，他们被指责“你们出了国，就是不爱国”。
自2000年普京上台之后，俄罗斯进入到了强人政治时代，而随着俄罗斯综合国力的回升，普京拥有了一定的资本推行比较强硬的内外政策，这使得俄白之间关系不平等的现象日益突出，曾有评论家形容这种情况是“卢卡申科需要一个总书记，可迎来了一位沙皇”。
中美之间一场旷日持久、代价高昂、胜负不明的战争必然会摧毁地区秩序，战后美国绝难保住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所以一旦大陆对台发起“武统”，摆在美国面前的选择是：要么与中国开战并失去其在亚洲的地位，要么是不与中国开战，自行放弃其在亚洲的地位。
“松树谷”中澳大利亚人的共识是，美国人将中国踩在脚下完全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这无法成为他们与美国结盟的基石。所以，在相对均衡的中美在西太平洋军事、政治竞争的大环境下，他们可以接受作为美国人之“眼”的角色，但绝非手臂，亦非口舌。
印度也知道，犯不着跟中国撕破脸皮。所以，我们只要抵住印度的讹诈，以理服人，问题都不大。但是，同时也不应对印度寄予过高的期望。我们应该吸取一些美国的教训，对印度施以恩惠，印度未必会回礼、回报。
在俄罗斯领导人的心中，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便是前苏联的解体。谁应该为前苏联的解体负责？在中国领导人的心中，中国的“百年屈辱”结束于共产党军队战胜国民党军队。是谁一直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国民党军队并在他们逃到台湾后一直武装那个小岛？
为了延伸当前的经济景气，特朗普政府需要维持股市畅旺。若重启关税战，美国股市的抛售潮很可能重现，而如果道指再次大幅下滑，美国经济下行压力会显著增加。由于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也一定会加重美国的通胀压力，导致联储局在决定货币政策时处于两难境地。
这么高的票房热度，又是最通俗的科幻动作大片题材，《流浪地球》一定走出国门，为中国文化输出扬威吐气了吧？然而绝大部分观众仍是华人，并未达到“文化出圈”的理想境界。归根结底，我们引以为豪的东方叙事本身，是西方观众无法逾越的文化鸿沟。
当俄罗斯人今天“只相信普京一人”，而对于其他政治家和整个官僚系统缺乏信任之时，“长效国家”如何真正有效运转，还是一个相当严峻的考验。与其说，苏尔科夫是在弘扬俄罗斯政治模式，还不如说，他是在告诫，充满挑战的历史进程还刚刚开始。
笔者在朝鲜实地了解到，近年来常设集市逐渐扩大，小商贩在街头逐渐增多，餐厅和商店等消费服务场所也在不断增加，反映出朝鲜近年来在经济政策和管理方面的放权搞活已见成效。在对外合作方面，朝鲜有兴趣借鉴越南经验，但不代表要复制“越南模式”。
特朗普不会轻易放弃自己手中的筹码，哪怕做出让步，也只答应延期，等待再次使用筹码或更换筹码的合适时机。又因为其对媒体的娴熟驾驭以及对话语权的掌控，他得以不费吹灰之力宣布胜利。能否拿到造墙经费，官司是否能打赢，都已经不是特朗普真正在乎的了。
对于英语来说，当下的主导地位很有可能就是这门语言所能达到的巅峰了。按照目前的趋势，英语地位衰落的时间轨迹很有可能与中国政治经济地位的崛起相重合，而中国人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我们应该认识到，中文也是一门非凡的语言。
在美国，无论是政治领袖还是知识分子领袖，都不可能公开讨论美国成为世界第二这件事。美国曾经有过非常优秀的战略思想家，可悲的是，当美国从第一大国变为第二大国家时，已经没人来指导美国如何在这个新世界里自处了。
奥巴马的豪言壮语为支持开放边境的浪漫主义者提供支持，也为反对方蛊惑人心的声音提供了帮助，这其中甚至包括他在白宫的继任者特朗普总统。这些力量叠加，几乎不可能达成一项持久妥协的移民方案。
点赞最多的回复是：“新西兰是时候修改关于瓶装水的法律了”。从其他高赞回答也可以看到，类似对中国人的敌视更多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包括新西兰人在内的西方人的双重标准背后，显然不只是很多人分析的“意识形态分歧”这么简单，更多的恐怕是一种“恐华心态”。
1907年的英国并没有觉得德国有多么大的威胁，而当前美国国内针对中国的动员程度远远超过当年的英国，不过仍然有五个因素制约着中美爆发严重冲突的可能性。
俄罗斯本土媒体报道，俄正准备进行一次网络安全演练，在“遭遇外国攻击”的情况下，通过暂时“切断”网络连接，转而使用俄罗斯主权网络以确保网络安全的可行方案。然而，经各种媒体平台的传播，很多人对俄罗斯的这次演练产生了比较典型的误读和扭曲。
最前面的人不知在地上使劲跺着什么，旁边的人都停下来围观。我凑到前面去，发现地上是一块特朗普的人型泡沫板。现在很多伊朗餐厅或商店的门口地上，都贴着特朗普的照片，供人踩踏。但出尔反尔，显然让伊朗人对特朗普更为憎恨，平面的特朗普已不能令人满足。
本来中国跟巴基斯坦是好不到一起的，后面发现它反共就这么反吧，它的大敌其实是印度，中印之间又打了一仗，而巴好像还不错，挺老实的，我们俩说不定做点工作也行。所以中巴关系是在跟印度的变差以后，才出现一个大飞跃的。
美国是日本发展的“天花板”，是因为美日军事同盟和日本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美国是中国成长的“天花板”吗？美国是中国崛起将长期面临的、最大的国际体系性的限制因素，但并非中国的成长就不能跨越美国因素。
其实就是印度想多了。中印的互信程度很低，很多事情就容易往更深层次的战略意图、更恶意的方向去考虑。开始的时候，他们没把中国“一带一路”想象得那么可怕，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经济合作项目，就答应下来了。结果新政府上台，回头一想，又觉得这事可能会伤害到他，不能干。
如果美国做不到，就不是真正支持人权。处理国际关系必须遵守统一的标准，但不幸的是，美国人希望用双重标准处理事情，而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能接受双重标准。
印军在此建立军事基地是正常军事行为。然而，不正常的是印度此次又拿中国说事，将中国军舰经常出现在印度洋作为建设海军基地的借口，声称专门针对中国而建立军事基地。
“丝绸之路”现在已不是某一条道路或某一种交换物品的专称，而是古代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统称。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命名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一历史名称在当下的现实反映。
为了培养自己的政治根基，当时仍是太子的哇集拉隆功，联合当时的“权臣”他信，以新兴资本集团及其代言人他信的力量，去构造足以抗衡旧体系的政治联盟。以至于，直到他信都已经流亡了N年了，在泰国境内，唯一真心支持和拥戴当年太子的政治派系，居然是“红衫军”。
中国的崛起正走在一个前无古人的“无人区”，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崛起过程中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自我定位。我们必须长期继续保持我们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老路，使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历史上的“受害者”转变为中国崛起的“受益者”。
苏联解体后，北约对美国而言的战略意义大大下降，但长年受美国保护的欧洲国家却不能失去美国。一旦美国“退群”，群龙无首的欧洲可能再度陷入安全竞争的恶性循环，因此欧洲需要美国。而拉拢美国最好的方式就是帮它对付中国。
时任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助理检察长的特德·奥尔森（Ted Olson）说：“我感到我们正处于历史的某个节点，钟摆自此以后可能会往相反方向摆动。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回顾过去，这个说法被证明是最富远见的。
翻译最忌讳把西方的概念中国化，从而用中国的心态去认识西方。如“拂袖而去”是中国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动作，当我们用这词形容西方人生气的时候，实际上就把西方人生气时的神态甚至心态中国化了。
西方学界也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奇迹，并将这一奇迹称作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速度、中国道路等。但是中国40余年的发展并不能完全简单地归结为“奇迹”，中国模式的成功具有相当的根据。可以说是文明型国家发展的结果。
刚刚建交时，中国和美国是相爱的。今后两国虽不再有那种亲密无间的友谊，但至少可以做到相互尊重，不干涉彼此的内政，不试图将一方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另一方。
你们可以为中国自豪。多个世纪以来，世界一直由西方主导，而现在它的重心正朝东方偏移。我的中国朋友们在完全融入法国社会的同时，同样对中国保持忠诚，而这一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你们绝没有忘记父辈或自己曾生活过的祖籍国。
日本民间抱有不好印象的三大理由分别是：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批判；进入钓鱼岛周边海域及空域；违反国际规则。其中，“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批判”这个理由的比例正在下降；另两个理由的比例较去年有所上升。这基本上和2016年以来日本新闻报道的高频词相吻合。
冷战后，随着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地位的下降，经济学攫取了某种知识霸权，在各种社会科学当中享有超然地位，主导了政策议程。经济学家受到各界追捧，经济学成了各种社会问题的良药。人们以为经济学能解释现实世界。
从一开始，美国政府关门就不是单纯的财务问题与法律事件，而是被各种政治势力裹挟，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从卡特到川普，几乎历届美国政府都有关门事件发生，而且关门的时间整体上越来越长。
因为在第三国行贿，法国阿尔斯通公司面临美国司法部调查，其高管接连被美方缉拿关押，直到阿尔斯通核心业务被美国通用电气收购才终于息事宁人。不过这时，那家曾为法国核电站和潜艇提供涡轮机的商业巨头也被肢解得差不多了。
中印两国国民教育体系，都是1940年代末建立的，但不同的政策和不同的历史环境造成了不同的教育水平。时至今日，中国不但识字率高于印度，各教育阶段的入学率，一流高等教育学府数量和学术研究成果也全面高于印度。
美国打压外企的经验丰富，做事缜密，法律层面无懈可击。尽管在日立、三菱“剽窃”IBM技术的案例上使用了钓鱼执法方式，尽管在东芝向苏联出口高级车床前，苏联潜艇已做得让美国侦听起来非常困难，但美国就是能让日本媒体服服帖帖地跟着自己走。
反对脱欧的卡梅伦执政时期，中英关系进入“黄金时代”。卡梅伦有一个明确的战略，就是将英国打造为中国进入欧洲的桥头堡。但特朗普不希望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因此，他不仅公开支持英国脱欧，而且极力阻止华为等中国企业在英国通讯行业发挥作用。
尽管印度人以民主制度为豪，但选举产生的政治人物往往会为了迎合当下选民的利益而牺牲下一代人的利益。相反在贤能政治的中国，官员的选拔和晋升都坚持能力优先的原则。这样一来，中国群众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得到解决，政治领导人自然便有了执政合法性。
尽管法国与德国在促成欧盟的长久发展上尽心尽力，破坏欧盟统一的暗流亦在涌动。俄罗斯，自不必说，将会是这种局面的最大受益者，在可预见的将来，普京政府将尽一切可能促成这种情况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何才能逆转欧盟的颓势呢？
日不落帝国照到哪，我就能管到哪，虽说组织不是我，但我好歹是大管家。这种思想对印度建国精英的影响非常大，他们就认为自己应当是一个世界重要国家。在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印度产生了大国情结，要跟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起码平起平坐，也抵制跟小国同时出现。
即便台前自家土生土长的片子不受奥斯卡的待见，以往财大气粗的中国金主爸爸们也往往能在幕后的投资人名单中刷出一波存在感。而今年提名名单中，除了阿里影业一家，已难觅中国资本的身影。中国影视行业与奥斯卡所代表的美国主流电影，正渐行渐远。
科技已然使全球的经济形势发生巨大转变。在过去20年里，随着新兴经济体逐渐占据竞争优势，科技已经成为大国实力本质的决定因素中的一个关键变量，而充分利用这一“地缘科技”变革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大战略。
中国解决了“挨打”“挨饿”后，现在要应对“挨骂”了。中国的崛起必定要经历各种坎坷，舆论场上的风霜刀剑、沟沟坎坎无法回避，对此，需要客观分析，调整好心态，轻装前进。我们有理由在国际舆论场中保持自信的微笑，中国将笑到最后。
中国想要的是一个公平开放的全球体系，既允许所有国家平等参与，又利于经济合作。美国需要认清一个道理：试图在经济上击败或遏制中国，并不能解决其国内的问题。面对现实并适应中国的崛起，将更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联邦保守党领袖希尔在孟晚舟事件爆发初期，就曾公开批评特鲁多政府在处置孟事件上过于软弱，言下之意要求政府干预。现在，希尔又以麦家廉干预司法独立为由，第一个公开要求特鲁多炒掉麦家廉。可见希尔前后不一，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中国和西方的模式可能开始趋同，而主要差异在于——在中国，党和国家作为非所有权利益方，代表公共的利益。由于国家在私营部门中的角色没有得到明确阐释，中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已经因此遭遇了阻碍，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和网络安全的行业。
如果推动军政关系变迁的基本逻辑与这些主要动力继续发挥作用，未来可能出现更为保守主义的社会、政府与总统，进而与保守主义的军队形成更紧密的关系。分析也涉及如何想象中美关系，如何在中美博弈中选择对策，因而这不仅是美国问题，也是一个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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