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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直白点，这些西方媒体的要求就是，我到你的家里天天说你的坏话，但是你不仅不能赶我走，还要保护我的安全，好让我继续骂你。
中国一直推行开放、包容、透明的政治议程，尊重政治多元，此为政治开源；中国一直试图突破封闭、排他的国际体系，一带一路、亚投行对被全球化1.0排除的国家敞开大门，此为经济开源。从单一到多元，从排他到包容，从普世到普惠，这是历史潮流下的全球化2.0。
如果要在奥运会上获得胜利，各国奥运代表团要具备什么条件？明智的建议是这个代表团所代表的国家要拥有识别和培训人才的资金和资源，拥有身体素质和机能各不相同的庞大人口，以及推动人民参与体育运动的文化。但在现代奥运史上获得胜利的代表团都得益于两个关键因素：主场优势和有利的政治形势。
为巩固民族认同、全盘西化，波罗的海三国不断强化反苏反俄意识。俄族居民则认同俄媒体资讯、强调二战反法西斯性质不容篡改。许多细节被无限放大，演变成关乎大是大非的原则性斗争。欧洲人则认为解决之道在于普京下台和俄政治转型，认为矛盾根源来自莫斯科。
经历了最初的震惊，美国现在是处在震惊与愤怒之间。愤怒过后发现遏制不住中国，美国就会准备跟中国“讨价还价”。现在中国要淡定，做好家里事，保持中美关系斗而不破。未来随着美国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有求于中国之处还会增加。
阿富汗人民和我们中国人民一样，和各国人民一样，无非就是想过个好日子，不愁吃穿，头上有屋顶遮风避雨，不用担惊受怕，孩子能上学，有鞋穿。
中国正在组织一个宏大的和无数微小的实验，评估过往的经验，不断地学习。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做出改变，而且是非常迅速和彻底的。任何到过中国的旅行者都很容易看到这一点。但在我们欧洲顽固守旧的意识形态里，这简直是不可能的！
拜登对默克尔采取的策略是“以妥协换妥协”，即我答应放弃制裁，你也做出一些让步。拜登固然是老道的，但默克尔似乎更胜一筹，既没有在北溪二号上做出实质性让步，也没有在对华问题上放弃既有的立场。不过也有人认为，除了普京，皆为输家。
在过去十年，东京不断推出新的国防指导方针。2015年，它还新成立了一个采购、技术和后勤局，以便以更低成本采购军事装备并帮助本国武器销往海外。日本做出这些举动的背景是外界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以及中国对日本和其他亚太国家表现出的好战行为。
“民族国家”体制是帝国模式逐步走向衰亡以后才出现的国家形式。中国从来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帝国。秦汉以来中国维持的“大一统”国家形式，特点之一在于多元一体、和而不同。两相比较，中国是多元一体，西方是一元多体；中国是和而不同，西方是同而后和。
多场技术革命开辟了新的天地。但这些技术革命却并不决定体系的架构。公共机构必须确保人人都能享有安全高效的支付系统。公共机构有必要监管甚至淘汰危险的新玩家。
中俄在周边安全战略协作方面，已从最初对美西方单向发出信号，到主动采取“夺牌”战术，以此平抑挑战与压力。随着美西方频繁利用“乌克兰牌”“台湾牌”，可以预计旨在维护中俄赖以生存的战略空间的安全联动，还会在两国间进一步强化。
事实上，印度在过去计划经济年代沾染的种种弊病正在卷土重来，同时还被巧妙的掩盖。官僚和产业政策受益集团之间过分亲密吗？印度的高级公务员们最近呼吁建立一种“制度机制”，希望为公司提供进一步“指导”。
对于那些反对美国侵略、反对冷战政治的国家来说，古巴成功渡过美国难关之后所能创造的巨大正面作用，要远远超过古巴渡过难关所需的资源。反之，如果古巴被击败，那将是美国的巨大胜利，将会极大助长美国在拉美和全世界反对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以及在反对针对中国的新冷战中的气焰。
拜登需要承认的是，如果某些技术和设施特别依赖不安全的5G网络，那这种状况就有可能伤害到民主体制。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中心问题是，随着互联网越来越广泛地深入到公民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如何维护并巩固成功的民主体制。
在古巴的配给制中，除了食品，还有一些非食品的“生活必需品”，譬如冰箱和电视，都属于这样的生活必需品，因为政府认为，冰箱和健康相关，电视和教育相关，要让人民能够平等地享受健康和教育，就需要人民能够平等地拥有这些“必需品”。
安倍“金蝉脱壳”，菅义伟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也许他从上台时就是一颗自民党的弃子，但从他自身而言，作为一个临时首相，不得不通过把握这次危机来让自己赢得正式大选。从他开始这场博弈之时，国民就不是他最优先的考虑项。日本政治成为不太需要考虑选民情绪的独断专权的模样。
印人党亟需寻找新议题巩固选举基础，人口议题就成为其攫取选票的应急策略。在人口问题上，印人党急于管控的，并非激增的人口总量，而是精确瞄准印国内穆斯林群体人口……
所谓的“克制共同体”，是一个由外交政策制定者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松散联盟。从“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者到反战左派，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促使这两个几乎毫不相关的群体联合起来的因素，是这样一种发自内心的诉求：“当权者们克制住冲动，少做一点！”其次，是谁为这一切买单。
对日本人来说，1964年奥运会充满正面回忆，被称为“金黄色的回忆”。但就在奥运举办前几年，社会发生动荡。1960年爆发“安保斗争”，为平息纷争，池田勇人内阁喊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老百姓财富显著增加，接着成功举办奥运会，民族自豪感爆棚。两相叠加，促使整个日本社会的心态发生转折。
安克雷奇会谈这场外交会唔成了拜登政府面对美国公众（包括共和党人）对华强硬立场的秀场。美国通过这场会晤向其国内民众传达的意味和信号非常清晰，即美国的意图是通过安克雷奇会晤在人权问题上给中国人上一课，根本不是为了改善双边关系。
当美国从世界第一经济体变成世界第二经济体时，美国人民并不会因此而受苦，美国人的生活依然会保持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美国可以明智地、周密地、理性地调整，适应这些不可避免的历史变化，美国人民反而会生活得更好。
至于日本政府承诺的对核电事故的“掌控”、举办“安心、安全”的奥运会，如果在今天把这些说给日本民众听，只能让人觉得不怀好意，回过来一个无奈甚至怨恨的眼光。
被洪水冲刷得“一贫如洗”的灾民不得不去政府门前排长队，领取每人200欧元的应急款。面对满目疮痍的现实，他们最焦虑的是“今后怎么办”。政治家的反应很“迅速”：迅速保证提供援助，迅速指定气候变化是灾难的“罪魁祸首”……
“一带一路”所蕴含的中国处理际问题的理念，恰恰是这倡议最具价值的原因之一。中巴经济走廊不是中国的，而是欢迎各个国家共建，中国只是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至于各国借鉴多少、如何借鉴、怎样实施中国经验，这是巴基斯坦自己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市内的景观大致如此，非常祥和，没有高楼大厦，过日子也很慢节奏。比较有趣的是，笔者目前在东京常住，但偶尔只要离开高度开发的街区，就基本都会看到类似的风景。因此这和很多留日朋友说的一样：出了东名阪，全国都是农村。
如果中国政府或人民不愿开战，那他们的这种行为无疑值得称赞。但无论是19世纪的英国还是20世纪的苏联和美国，新的超级大国要想崛起和重塑世界秩序，那战争往往是常用的手段。
古共至少有三点继续执政下去的理由。首先，离美国太近，固然是古巴最大的危险，但同时也能为古巴民众带来更客观的视角，让他们不仅看到了美国人的生活，也能看到同样邻近美国的拉美国家的生活。其次，古共党员仍然怀有信仰。第三个理由则有点“黑色幽默”。
许多中国公司花了数年时间拓展全球业务，现在它们在国外赚的钱和它们在中国国内赚的钱一样多。一些公司正在暗中进行规模较小的投资。还有一些公司已不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抄袭西方专利，而是凭借自身技术实力成为科技巨头，开始向全世界销售其先进产品。
现代中国的崛起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发展奇迹，打破了发展中国家的“玻璃天花板”，打破了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更快发展的迷思，打破了西方列强“国强必霸”悖论。这是一个用西方已有理论和话语体系无力讲述的伟大崛起故事。
6月初《名利场》披露，美国政府内部警告，“不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内部调查”，否则可能打开“装满蛆虫的罐子”。美国搞的那些生物武器研究，完全经不起调查，不是能不能查出什么，而是查出的事会有多大。因此，美国集中火力一再纠缠针对中国，动用极多政治资源，也有转移注意力的目的。
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就让他们坐在旁边，但我也能感受到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外边吃饭一般都是跟当地政府对接后，统一安排。“巴铁”名不虚传，底层民众对我们非常非常的友善。出国是需要民族自豪感的，很多时候“中国人”三个字就代表了很多。
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全球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国家机能失灵已发展到何种程度。国家能力虚弱、政治混乱、任人唯亲、阴谋论还有信任赤字，我们看到那些富裕强大的国家的制度合法性正在崩塌，这使得它们看起来就好像香蕉共和国一样。
过去几年中，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都表达了在权力方面让步的意愿及对彼此更大的宽容。随着阿富汗国内局势逐渐在军事上陷入僵局，武装冲突可能会逐步降级，这也会促进阿富汗内部和平谈判的进程。
撤军会在多大程度上削弱美国的信誉和威望，这将会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辩论话题。美国不仅未能建立一个强大自立的阿富汗政权，而且未能平定一场持续的叛乱。更重要的是，美国已准备不再支持自己所谓的盟友——阿富汗政府。中俄与美国的盟友都会注意到这点。
这个“被奴役国家决议”具体起了什么作用？别的不好说，但至少直接把美国的“冷战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给坑惨了。凯南曾道出这些流亡者真正的力量源泉：并非他们手眼通天，而是利用了美国的选举制度、政客的投机心理、国民的宗教情感以及社会的反共情绪。
我们会尽量安排巴方的人员去管理当地人。因为那些当地人，不管有没技术、是不是高级人才，都不大听外人的话，有也只是表面上听，内心根本不怕。他把事情做砸了，你说要扣他钱，他不会怕你的，一方面可能觉得你不敢真的扣，另一方面他认为你是外来人。
美国和欧盟国家有计划地、持续地怂恿乌克兰暂停或者限制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作为乌克兰最大的贸易和经济伙伴，我们提议以乌克兰-俄罗斯-欧盟的形式讨论新出现的问题。但每次都被告知，这和俄罗斯不相干，这是欧盟和乌克兰之间的事。
美国和战后欧洲之间长达75年的关系有点像传统的家族包办婚姻：它总是充满矛盾、隔阂和偶尔的勾三搭四（与中国和俄罗斯）以及不时的家庭暴力（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但意外很少，离婚也难以想象。
神奇的是，现代社会的成年人，一边取笑别人幼稚无知傻白甜，把相信真善美的人当作没长大的孩子；另一边呢，又对市面上“真正的儿童读物”——所谓成功学（正反版本的“鸡汤学”“厚黑学”“宫斗学”）趋之若鹜，自认为离当上资本家只差一点小努力、小机会、小聪明、小手段。
阿富汗塔利班近期表态肯定会对巴基斯坦国内舆论、及其国内极端组织造成影响。“阿塔”的表态还是比较正面，对中阿、中巴关系有积极作用。当然，假如个别极端组织要搞恐怖袭击，根本不会顾及这些影响。如果此次是恐袭，未来对于巴基斯坦政府的安全保障是重大考验，同时中企也应考虑组织安保力量，才能做好更周全的应对。
在欧洲盟友中，德国对美国而言似乎是一块“永远捂不热的石头”：二战后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德国重整经济，冷战时期为其提供军事保护，统一过程中做出最坚定和“无私”的支持；但德国人对美国的推崇和追随却总是给人“有所保留”和“三心二意”的感觉。
中美双方应在“既提升自我，又照亮对方，而不是相互攻击、零和博弈”的基础上进行“良性竞争”。如果中美都不打算征服对方，他们的竞争虽然仍将是激烈的，但会比20世纪的美苏大国竞争温和。
我们可能想继续过彼此孤立的小日子。实际上，看看美中两国正日趋对立的关系，我们显然是在朝这个方向前进。但这是行不通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共享同一个星球。我们有能力顺势而为吗？这是21世纪最重要的问题。但我担心，答案是不。
我们厂曾遇到一个完全不会用电脑的系统审核员，来了公司像大爷似的，没专业问题，没专业讨论，划几个勾完事走人。就算是作秀也要有专业范儿，否则这样的认证会被同行看不起。既然你自己做得不专业，就别怪国外用认证标准之类的壁垒来限制你。
在中东错综复杂的地缘棋盘上，中国向来不执守一方，更不固于一子。此处之所以名为帝国坟场，是因帝国大多抱有不切实际的野心幻梦，故最终难免亡于双拳之中的紧握执念；然而中国至今在中东所为，乃是以另一种思维运作：松开掌心，水无常形，将能拥有全局山川。
尽管看起来令人惊讶，但只要从这次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走出，一个生产力的大增长和大繁荣的新时代可能就要到来。至于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就要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政府和企业打算如何摆脱疫情的影响了。
“美洲杯竞争力不够，不像欧洲有很多伟大的球队。”论球员天赋技术，南美球员并不弱于欧洲同行。但欧洲与南美肉眼可见的差距，无疑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看似与球场并无关联的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切实决定了欧洲与南美足球的分水岭。
原本是日本中央政府号召各地自治体加速接种速度，但到了7月却根本供应不上。地方自治体为了大量接种做好了安排，但等来的却是中央政府仅仅能够供上原本计划量的三分之一。福冈县知事，也公开表示是日本国家的制度设计有问题。
如果中国共产党继续在中国执政，其最大受益者将是西方，尤其是美国。这也有利于日本、韩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美国可以利用中国巨大的经济影响力为己谋利。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正好说明了这一事实。
中国共产党所做的探索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但美国因另一个国家正在迅速赶超自己而日益感到嫉妒和焦虑。尽管美国一直在虚张声势，但关键是美国已很难与中国这个充满活力、创新和快速增长的经济体竞争
中国的运7与安26有着浓厚的血缘关系。2000年6月22日，运7在武汉失事坠毁使得运7的声誉跌入谷底。而我们目前所熟悉的新舟60就是从运7-200A发展而来，是个摆脱了运7浓厚运输机色彩为民航客运而生的一个新型号。
随着中国因国力的增强而被视为“对手”，“反华”这面“政治正确”大旗似乎已成为欧美一些政客和政党在大选中的拉票“神器”。但德国从未出现过一党执政。因此，竞选纲领中的主张最终要经过组阁谈判这个“过滤器”后，才有可能落实到“联合执政协定”中。
我们现在回想，觉得铁托他太自信了。他当时觉得经过多年的完全统一，一起生活，经济整合得也不错，所以他很自信。他跟外国记者说，我百年之后南斯拉夫也不会有问题。后来证明靠不住。
此前，中国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备，中企或在华美企片面遵从美国法律，我们也许只能评论说这种做法“比较强势”，但还不能说违反中国法律。现在中国有了自己的“阻断法”体系，如果还要把美国法律凌驾于中企和中国法律之上，就很可能被认定为“歧视性的限制措施”。
在拉丁美洲，追求独立自主的“国家项目”与所谓“巴西化”（从属于美国）之间的斗争很明显，围绕资产阶级未能为国家发展制定宏观规划的分析有严肃的事实基础。资产阶级的失败导致了各种形式的衰落，“巴西化”是其中一个典型。
7月9日，恰值基辛格秘密访华5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北京接受观察者网国际外交栏目特邀主持人、中国论坛执委韩桦专访，就当前的中美关系的热点问题发表意见，并展望未来两国关系发展路径。
美国的经验告诉人们一个经典问题的经典答案，即关键之一在于让足够多的民众从创新中获益，创新带来的收益的分配，至少与促进创新本身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美国自身的实践也说明，如果创新的红利最终进入了少数人的口袋，由此导致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自从2013年提出倡议以来，国际上抹黑、污蔑“一带一路”是低标准、污染环境的噪声不绝于耳。如果“一带一路”拒绝投资新的煤电项目，将有利于实现《巴黎协定》把全球气候变暖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目标，进而提升“一带一路”的美誉度。
尽管美国是超级大国，但在冷战后的世界上，随着时间的流逝，所谓“战略型的领导人”日趋成为了难觅踪迹的稀有生物，华盛顿沼泽里历练出来的大鳄，都是那种习惯性将个人政治收益作为优先考虑的自私的“天才”。
国际关系中的联盟以利益为基础。非西方国家中西方只接纳了日本，但依然视其为“经济巨人、政治矮子”。中国不信奉西方体制、价值，以中国的体量，美国更不能容忍。面对中国带来的冲击，西方集团必然会去维护“冷战成果”。只不过今天的“领袖”美国不同以往。
“封锁越来越紧，说明鬼子的末日快要到了。”当美国军队连这点蝇头小利都要顾不得脸面进行掠夺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在占领区的统治还能维持多久呢？
我们看到了摸鱼式搜救、象征性挖掘，还看到了表演式献花、内卷式哀悼和军备竞赛式点蜡烛。不少中国人很诧异，这是在搜救，还是在考古？实际上这才是美国，这就是美国，美国要不这么搞才不正常。
在心理上连想想输给中国的勇气都没有，这说明美国人还是严重低估了中国的挑战。全球对中国的尊重在增长。美国人可能认为这只是基于想从中国获得经济利益。在陷入道德优越感之前，美国人应该想想，世界上其他国家有可能更深刻、更细致地认识中国。
面对时代的风云变幻，各大国须增强使命感，以推动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与进步为已任。那种坚持冷战思维、强权政治和集团利益的帝国式大国外交，以及试图打造亚洲版北约以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新冷战行为，无益于地区稳定与和平，不利于大国关系重塑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阿富汗总统加尼与拜登会晤无功而返，拜登表示美国坚定不移地执行撤军计划，甚至有意加快撤军速度，丢下反恐的烂尾工程给周边国家，更在于希望引发塔利班从反美变为反华，达到祸水东流之目的。美国乐见恐怖组织直接威胁和攻击中国，届时，美国可作壁上观。
受害者意识可以是一张牌，打得最好的也许是特朗普，他曾说过：“想想吧！有谁能比我受到的攻击更多呢？”作为当选总统，他误导了美国选民，让他们相信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正“哀鸿一片”，而他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
法国一些媒体每年都在歪曲、抹黑中国，但是，我们没想到，他们已经开始对孩子下手了！一份给10岁-14岁的孩子看的报纸，现在也来谈“新疆问题”。法国华人正准备利用法律手段起诉这家媒体，此前已经有成功的案例。
两年前，他曾谈到自己为什么认为有关中国实力的报道是夸大其词，并在2020年竞选时说了一句被共和党人抨击的话：“他们还不是我们的对手。”现在他担心中国是美国的对手了，而且中国不仅仅是对手，中国还可能会赢得这场美中竞赛。
年轻的新中国接班人生活在中国历史中最辉煌、最幸福的时代，甚至都不知忍饥挨饿是什么滋味。或许，逆向思考“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会是怎么样？”是向年轻一代讲述的有效手段，而我们的邻国印度则是这个问题最生动的答案！
在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长期目标——寻找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方面，中国青年正在成为中国社会中对这一目标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国年轻人的愿望与党的初心并不矛盾，问题是这个有着100年历史的党如何适应这种新形势以便最好地服务（和领导）他们。
虽然中国一直强调台湾是内政，反对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但中国的统一是避不开外部因素的。而且这个外部因素并不仅仅包括和台湾有过历史纠葛的美国和日本。刚刚过去的G7会议，有30个成员的北约所发表的公报都提到台湾。
最惹西方反感的是，卢卡申科保留了苏联时代的克格勃，而且仍然使用“克格勃”这个名称。而在白俄罗斯转型中，还有更多复杂色彩，日常购物的商店，有的像是西式购物中心，也有的像是北京以前的“百货大楼”。在白俄罗斯可以看到各种特殊的历史场景。
9·11后，拉姆斯菲尔德和副总统切尼，实际上架空了小布什，篡夺战争决策权，不惜伪造情报将反恐战争扩大到伊拉克。这远远不是为了伊拉克石油这点利益，而是要以伊拉克为切入点，在政治和文化上改造大中东，一举解决以色列的安全问题，极大扩展美国势力范围。
因此，我想再次强调，就像过去一样，印度以前在世界范围内并非强国。现在，印度在世界上依旧没有强大力量。而在遥远的将来，印度也不会是世界上的强大国家。谎称印度在正常时期成为“世界导师”或全球经济强国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印度也没有可能在这一危机中表现出足够强大的领导能力。
我认为中国传统的一个伟大之处就是，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学习者。如果事情不顺利，如果事情出错，如果条件还不充分，你必须反思并做出改变。这是苏联的一大问题。它受到了传统的严重束缚，不善于学习，无法自我改造。当它试图改革时已经太晚。他们试图用错误的方法去改革。但中国一直做得很好。
英国人1947年撤离印度时就曾经玩过这一套，通过人员换血和资料保密，不留任何情报资源给印度新政府，导致印度独立后长期陷于分离主义和宗教冲突当中不知该从何下手。香港在回归之后国安工作无法可依、无权可用、无案可查，也跟英国人的刻意安排脱不开关系。
包括印度官僚在内的多数印度人对中国取得的成就没有足够重视。但任何到过中国的人都不难察觉中国人生活的安逸优渥。中国人相信“中国梦”，其“民族复兴”不是一句宣传语。我们不能再假装印度治理体系天生就比中国优越，印度领袖应该以更开放的心态研究中共。
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迄今为止，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强大的力量，而且是在最现实的层面上，实现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的最强大力量。此外，中国的复兴越来越意味着有助于解决国际范围内的问题。
进入21世纪，爱沙尼亚开始对红色圣山进行全盘改造。鉴于和俄罗斯有约在先，爱沙尼亚需履行保护境内红军墓园的义务，政府最终决定保留前苏联标志物以警后人，同时打造一座与旧建筑群平行的“共产主义遇难者”纪念园。
美国越是逼迫其他国家，就越是在客观上促使它们与中国和俄罗斯站在一起，而与美国的意图背道而驰。但不幸的是，德国选举今年秋天即将到来。美国人正在向其施加巨大的压力，以推动一个反俄罗斯、亲北约的傀儡上台。
眼下虽然各方斡旋很多，最重要的是巴基斯坦必须要参加，因为真正对阿富汗有影响力的是巴基斯坦。但巴基斯坦的难处是必须考虑国内政治势力平衡，国内支持塔利班的力量很强大，如果政府完全站到反塔利班这一边，会得罪一大批人。
如果说拜登所谓的“志同道合的民主伙伴”就是指印度的莫迪、巴西的博尔索纳罗、英国的鲍里斯·约翰逊和澳大利亚的斯科特·莫里森，而拜登本人继续在外交政策上追随特朗普的脚步，那么民主就是由一群不负责任的国家所结成的联盟和伙伴关系。
最近，我和印度智库进行了几次线上对话，感觉他们的口径没有任何变化，他们仍然坚持说要解决现在这种僵局，中国必须改变在边界地区的强势态度，恢复边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他们并没有反思。
在党争渗透进社会方方面面的美国，策动如此规模的群众运动没有政党机器的参与显然是不现实的。事实上民主党人也从不讳言自己对BLM抗议活动的支持。但民主党内部对于BLM接受程度十分有限，BLM支持者的法案得不到民主党的支持。
如果拜登或布林肯宣布美国在维护国际法，那批评人士就可能会问，美国朝野一直热衷于使用制裁手段对付别国，这是否符合国际法呢？这些制裁行为极具惩罚性，以至于现任和前任联合国特别报告员都把它们比作经济战。
今年建党100周年，中美关系再度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曾经一度希望美方能吸取这些教训，但至少这届美国政府仍然在展现人类最大的悲剧——所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唯一的历史教训就是人们从不吸取历史教训。美国人拒绝吸取教训。
从主流日媒的第一反应来看，大多将“宫内厅长官的转述”直接理解为天皇本人的意见，以至于最初的新闻标题是“天皇陛下对奥运会表达忧虑”。但很快，媒体纷纷撤下原标题，改成诸如“宫内厅长官表示体察到天皇对奥运的忧虑”，凸显“间接发言”的意味。即便是“间接发言”，也是极为大胆的“异动”。
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发表的公报里，B3W项目只是被若隐若现地提了一下。这或许是一个迹象，表明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也都认清了它的真实面目——这不过是一位急于取得外交成果的新当选总统专门说给国内民众听的语言花招罢了。
而今，美国政府更进一步，封禁域名，让伊朗媒体从互联网上消失，让其彻底“闭嘴”，让世人看到美国滥用数字霸权的新“底线”。美国不仅可以扭曲真实的伊朗，甚至还能让伊朗人还原真相的努力“无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拜登应该感谢中国政府，因为最终，这家充斥“虚假新闻“的媒体，得到了应有的结局。就此而言，本届美国政府通过对《苹果日报》表示支持，来彰显所谓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支持，堪称恩将仇报，颠倒黑白。
这应该是欧盟对中国以及对整个大势的误判，以为拜登上台，中国对欧盟有更大的战略需求，会忍耐接受。但中国在第一时间就进行了反制裁，而且力度远超欧盟。这下欧盟受不了了，决定暂停议会审批中欧投资协定，让这个中国给予欧盟的最大红利暂时无法兑现。
“我们不需要七国集团”？我不同意这一点，高收入的民主国家在共同利益和价值观领域协调政策，这很正常。当民主国家走下坡路，权力中心从美国和盟友向中国转移时，这么做很自然。
尽管日本国内民众倍感忧虑，舆论也激烈抨击，但“国际社会”的关注很少，以笔者的有限阅读看，主流舆论似乎也谈不上对日本政府进行什么批评与嘲讽。但是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仍然坚持认为自身国际影响力正在被中国所“蚕食”……
美国不应该把“昭昭天命”奉为与他国相处的尚方宝剑，幻想和迫使中国接受其预设的发展路径和行为模式，而是应该学会在多样化的世界中与别国和谐共处，尊重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主权、安全、发展的合理利益诉求，适度控制其“霸主”欲望。
美国今天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来自中国，而是美国向原法西斯主义（proto-fascist）的转变。美国必须小心，不要过度妖魔化中国，这样会鼓励一种新的偏执多疑，进一步扭曲美国的优先事项，鼓励本土主义和仇外心理。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指责其他国家犯下种族灭绝罪，是一种根植于西方殖民主义历史的黑暗记忆的唤醒反应，而整个西方殖民扩张过程都是以入侵、酷刑、监禁和大屠杀为标志。
不宜过高评价“普拜会”，更不能仅停留在俄美元首的政治言辞上，因为俄美关系的发展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俄美总统的政治意愿，而是冷战时期构建起来的确保相互摧毁逻辑。正是冷战时期苏美对抗，为今天的俄美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使得双方难以割裂开来。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的“共同应对中国在飞机领域的投资，尤其是来自国有企业的投资”无疑成了一种赤裸裸的威胁。而美国的“联欧制华”、“应对威胁”等手段无疑都是为一个目标服务，那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波音。
中国对互联网金融巨头采取了行动。中国政府表示，只有政府才能保持金融和信贷作为公共事业的状态。中国将公共事业保持在公共领域，这意味着这些公共事业并不是收取租金的工具，而美国是一个租赁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