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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分歧下，两国领导人还按原计划举行第二次非正式会晤，某种程度意味着中印关系正慢慢走向更加成熟的方向。中印关系比较复杂，大国之间的交往肯定不可能完全按照一方的意愿来，有分歧很正常，关键是不要外溢，不要扩大到整个关系层面。即便像洞朗对峙，最后都能回归到合理成熟的方式上解决。
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有活力的、每个人都能够在其中获得利益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然而我们所看到的似乎是失稳的“收租资本主义”、弱化的竞争局面、乏力的生产率增长、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以及退化的民主制度。我们必须改革当下的政治经济体系的运行方式，否则这个体系将走向终结。
在一个本该严肃的环境议题上拿人民的屁股当挡箭牌，巴西总统的发言固然滑稽，可就算再天马行空的方案，也一定是基于客观事实形成的。总统的憋屎环保法，自然是有属于巴西特色的逻辑合理性，只不过这个道理在其他国家的人看来没那么容易理解罢了。
我觉得有一些真正的错误。其中最大的一个是苏联解体后我们给俄罗斯人的经济建议。我认为这是一个被成功冲昏了头脑的典型案例，我们认为他们可以摆脱所有这些国家结构，事情会都会自行解决，市场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我认为杰夫·萨克斯和那些经历过这些的人实际上都是在用花言巧语骗取苏联人的信任。
中美贸易战并没有为印度带来经济发展的黄金机遇，反而印度也面临着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压力。在世界面临巨大不确定的情况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中印两国应该共同发扬武汉精神，一起为世界和亚洲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而不应该使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近期，巴基斯坦周边地缘政治形势趋向复杂，印度单方面改变了克什米尔现状、阿富汗反恐形势有所反复、伊朗与美国关系也陷于紧张；另外，巴方还因国内经济问题接受了IMF救助。中巴传统友谊和“一带一路”相关项目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
美国自1950年朝鲜半岛战争爆发后长期对新中国实施封锁，并把中国视为苏俄帝国的附庸。二战以后，苏俄崛起为欧亚大陆最强大的政治单位，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中国成了美国与苏俄战略争夺的场所，或者说置身于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的争夺地带。
30年前，我们专注于用诿过游戏把能源问题推给日本，现在我们又对中国做同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们需要让别人对我们本来能更有效应对的问题负责？
日本上班族每天的通勤费用、饭食费用都将增加几十至几百日元不等。或许看起来不多，但一个月下来，相当于多花了几千日元。消费税上调至10%后，年收入在350万-500万日元的家庭受影响最大，每年将为此多负担7万日元。
如果中国真被当作“威胁”的话，作为前总理，我担心的是新加坡的繁荣。在我任职期间，我只需要养活600万人，让他们有工作。如果中国的14亿人口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中产和富裕阶层，那新加坡就能更简单地与一个富裕国家做生意。
飞机整个处于快要翻滚的状态，而这时飞机正处于低空低速之中，可以说差点就发生了一起机毁人亡的空难。曾经乘坐过蓝色航空的晨枫对笔者说，他不明白为什么飞机降落后旅客都在鼓掌——现在看来谜题解开了。
美国面临着一场关乎其存亡的危机。它越来越缺乏安全感，不断地问“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美国回归单边主义，不但反对所有主要多边主义机构，也反对其他民族国家。因为在美国看来，所有民族国家都吸饱了美国的血，美国现在必须不遗余力地捞回丢失的优势，并寻求补偿。
21世纪初中国经济的总体实力远远落后于法国，然而希拉克滔滔不绝地为其“中国第一论”阐述整整十来分钟。总统府拜年原则上属于“私人性质”，这种场合总统所说的话，记者约定俗成，不予报道。今天回想起来颇为可惜，因为这也许是西方国家元首中最早做出中国未来二十年将走向世界第一的大胆预测。
1972年到2016年，中美关系的稳定基于两个假定：一，中美关系非常不平等，美国远远超过中国，且能继续保持这种优势。二，假定中国注定能成为一个西方模式的国家。但这两种假定都被证明是错误的。美国必须承认，中国在各方面都是美国的平等合作伙伴。这将为两国间新的合作形式铺路。
美国面对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方社会主义大国崛起。不同于当年的苏联，中国已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与美西方的经济、贸易等利益深度交融。美国无法像对待苏联那样全面遏制、彻底打压中国，更何况中国并没有显示出要与美国争霸天下的政治意图。
“结束无尽的战争”听起来是常识，但背后的涵义却是变革性的。止战不仅需要美国从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撤出地面部队，更意味着美国不再继续寻求在全球军事主导地位，否则美国仍旧会制造更多战争。许多人假设主导权能够保障和平，但事实上它却确保了战争。
作为一个流亡海外的反对派领导人，时不时搞出点动静，提醒国内民众和国外金主自己没在“睡觉”、顺便圈点钱，可谓是一种“标准操作”，并不值得奇怪。但“吃相”这么难看、“打脸”又打得这么快这么结实的，沈良西可算是独一号了。
多年前，德国《图片报》（Bild）曾在第一版上发表过一则短讯，寥寥两三句话，中心内容就是“一位神父在中国被捕入狱”。该报道严重违背新闻叙事原则，不说明这位神父因何入狱。显然，这则语焉不详的短文要传递的是别的讯息。
早在欧洲人发现非洲之前很长时间，中国就已经发现了非洲，但中国并未在此殖民或是掠夺资源，而是与非洲通商。因此在这一方面，我们无法扮演中国的老师。因为欧洲和日本都曾经对中国做出过可怕的事情。
印度洋是西方的能源心脏，在全球战略中这里也是西方人优先考虑的目标。印度有人说发展海军为了“遏制中国”，其实，这是瞒天过海的幌子：要遏制中国，就直接到北方边界就行了，干嘛要从印度洋上遏制中国。
中美双方可以在现有国际规则范围内竞争、协商。如果有一方忽视了中美相互依存的核心现实而采取行动，双方都将蒙受重大损失。此外，鉴于我们两国全球地位，中美之间的建设性的共生关系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石之一。
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嗓门特别大，辩论的时候咄咄逼人，中国代表团在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议期间，在促进国与国人权对话方面，尤其是组织不同国家的专家学者以小组形式讨论人权难题上表现得相当活跃。
在全球范围，经济紧密融合的受益群体还在继续扩大。当务之急是让世界主要经济体协同修正全球化的路径跟游戏规则，来更好地实现包容性增长目标。全球化仍然具备充沛的前进动力与巨大潜力。而中国将可扮演关键角色。
历史上，波兰一直是东西方力量拉锯的地区，只有双方势力均势，波兰才能独立存在。然而均衡的形成和维持并不以波兰的意志为转移，当东西方势力有一方增长，波兰就要承受国际关系张力所带来的撕扯。这种环境下，往往需要采取或灭亡或“搭便车”的策略，出让自己部分主权以换取生存。
对比美国301调查和340亿美元关税里的产品清单可以发现，此次加征关税的很多中国高科技产品在301调查里是没有的。301调查其实是个幌子，美国真正的意图是瞄准“中国制造2025”，遏制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中国制造2025”属于中国内政，美国无权干涉。
无论中美谈判结果如何，特朗普都将要同时面对另一个谈判对手——欧盟。很明显，欧盟不想继续唯美国马首是瞻了，它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我们也许应该思考，欧盟能够对美国强硬的话，那么对中国是否也会采取同一策略呢？
在过去40年里，美中经济合作帮助减少了壁垒，创造了更可预测的投资环境，推动了全球增长。今天，美国和中国政府找到恢复双边贸易关系稳定的途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我们作为全球领导者，必须共同努力、改革和振兴世贸组织、恢复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的活力。
博尔顿是美国政坛著名的“鹰派”人物，在伊核、阿富汗、退出中导条约等问题上均表现出强硬姿态。他曾多次公开表示无条件支持特朗普的外交和国安理念，特朗普也曾经说过：这就是我想要的人。
当英国签署美英贸易协定时，欧盟将立即损失200亿英镑。如果没有英欧协议，在英欧互征关税的情况下，欧盟还将继续损失180亿英镑，这样一年就是380亿英镑——几乎相当于欧盟企业股息的8%。这意味着欧盟将更倾向于在英国脱欧问题上采取谈判方式，从而阻止英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协定。
中美经济脱钩将造成人类和平时期最大的市场扭曲，导致全球资源巨大错配和经济低效。脱钩会打断原有供应链。有些企业为逃避美国高关税打击，不得不放弃在中国运转良好的工厂，跑去东南亚，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脱钩还会带来产能过剩。企业无法割舍中国市场，前往东南亚的同时仍会保留中国工厂。
我只是试图呈现如下一段历史，即在我们看待左翼和右翼的方式发生演变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有很多原因，经济原因当然也在其中。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是右翼借用了左翼的身份认同概念。
中国（在香港问题上）使用武力不仅使贸易谈判受挫，还会危及香港在美国法律的特殊地位。使用武力还会恐吓到所有的中国邻国，这将是一国两制制度的丧钟，并促使台湾更进一步靠近美国；更不用说还会在美国和欧洲的公众中造成很多年的恶劣影响。
美国按照自身利益与价值观改造现有的国际组织与多边机构，实际上是针对中国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中日益扩大的参与权、话语权和主导权。美国右翼势力试图以“民主价值观”扩大同盟阵营，将世界划分成专制与民主两大阵营，实质上是要建立“反华”统一战线。
从政治角度看，这是英国自二战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危机，但从宪法角度看，这是三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中国部分人一直存在一个重大的误解——英国脱欧是英国内政问题，对中国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或者把约翰逊仅仅视为一个“搞笑谐星”。这就大错特错了。
美国对中国的认知趋于严峻，认定中国是要与美国争夺主导世界的权力，因此把与中国的竞争视为一场输不起的国家根本利益保卫战。这是在对中国意图曲解基础上的一种严重误判。
对全世界来说，大家都要考虑：世界下一步该怎么办？没有美国当然也可以过日子，但它毕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更要命的是，它说要退，但也并不完全离开。怎样修补甚至构建新的世界经济秩序？这些本来不存在的问题，现在突然变成了非常大的问题。
读史至此，使我们联想到“台独”分子们的命运。看看100多年前夹在英国和俄国之间而无出路的阿古柏的结局，再联系曾对大国干预抱有幻想的分裂分子们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结局，就能看出那些卖国求荣的“台独”分子的前途更没有指望。
当我离任驻德大使的时候，德国政客们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认为中德关系今后如果出问题的话，会出在哪儿？我说中德关系会有变化，最大的变量不是中国，是德国。对华政策是以利益为导向还是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德国习惯在这两者之间徘徊。
2019年夏秋之际，“颜色革命”一幕幕活剧在国人可观察的范围内还原了出来。在此过程中，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些媒体。他们实现了对信息流动的有效塑造;将一场典型的街头暴动，塑造成为在西方受众中颇有市场的“非暴力不合作”与“民主抗争”。
一所大学的使命是创造一个鼓励思考、试验、创新的开放氛围。作为一个用了50年时间倡导言论和集会自由的人，最让我担忧的是学校的工作人员，可能还有学生自己，被要求监视那些国外来的学生和同事，这与我们的使命正相反。
当今世界，中国越来越明显地充当着多极化先驱的角色——中国是一个温和但飞速发展的世界大国。全球主义者绝望的最后一搏，试图阻止崛起的多极化成为世界秩序的可替代选项。在处置这类挑衅中，我们必须非常强有力，一旦我们向外人展示内心的软弱，整个社会都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两党制下政府任期稳定，传统上两党对外主张趋同。但两党制也存在极化竞争，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对外政策决策更加集中，较少受其他政党的掣肘，更有可能主动统筹外交与内政。重新重视政党和其所在的政党制度，有利于更好地解释主要大国的对外政策。
乔治·凯南自认为他的遏制政策并不适用于中国，和中国无关，中国在战略上是可以被牺牲的，甚至一直到去世前他都坚持中国对美国不具战略重要性的判断。对于尼克松打开对华关系大门，凯南最初持批评态度，后来虽然承认有“建设性”，但仍坚持美国应当与中国保持距离，不要对中国期望过高。
全世界都不希望中美决裂。美国对一件事的心理准备是不足的，就是中国今后GDP会超过美国，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政客们即便知道如此，为了选票也必须制造中美紧张气氛。他们心里明白的很，知道遏制中国没有用的，但明知无用也要不时搞点事。
日本深知在融资体量方面很难与中国竞争。但在一些具体领域，日本力求精准布局。一方面加大对非洲在政府开发援助（ODA）的支持，鼓励民间投资，另一方面派遣债务管理专家进行深层次布局，参与当地国家发展战略的研究和规划。
这种传统的中、美、俄大三角关系虽然有一些人依然津津乐道，认为是战略的高招，但是如果单纯从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说，并不是一步好棋。在本已非常复杂的中美关系中加入第三方因素，而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家，我觉得效果是非常值得质疑的。
特朗普就是在大战风车。他的政府所抨击的，是“旧中国”的过时观念，这只会使它声称解决的问题更加复杂化。金融市场已经开始意识到某些事情不对劲了，美联储也是如此。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正陷入困境。在这样的危险时期，美国从来都不是一块绿洲。我认为这次也没什么不同。
既便想象力再丰富，也很难想像有什么能撼动中俄关系的基石。当前的中俄关系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基础，而是建立在日益增长的相互需要之上。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对中俄关系的观察十分准确：“每当美国和西欧让俄罗斯感到痛苦的时候，中国都对其给予了关怀。”
在美国，仅是被政府暴力镇压过的大型示威活动就有以上几例，而更多的示威活动在还没闹大的时候就被扼杀了。比如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事件，警方使用警棍猛击示威者头部、将示威者包围起来后向其喷射刺激性液体、像抬猪一样挪走示威者等等手段，处理起来快刀斩乱麻，丝毫不拖泥带水。
一位法国巴黎银行的律师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完善和有效的系统，没有任何理由让它消失。”在开出创造历史纪录的90亿美元支票前，法国巴黎银行向美国人提供了所有敏感信息。它不得不在它的美国分支机构中接纳一位企业监察员，纽约联邦检察官顾问席拉·内曼。如此，华盛顿才能放心。
一部分日本人认为，文在寅上台后操作历史问题，只能给点教训，让韩国民众知道这样做只对文在寅个人有好处，对整个国家是有害处的。或许日本的指责有点道理，韩国执政党智库的一份内参称，目前的对日姿态及民众情绪对明年国会议员总改选是有利的。
人类一旦享有过某种特权或特殊地位，就会无法接受那种特权或特殊地位的丧失，若是这种丧失还与他者有关，那么喷向他者的怒火也就不可避免了。中国其他省市不可能为了让一些香港人内心舒服一点，就主动放弃自己的发展。
对中国来说，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缺乏对美国工会的研究和沟通，进行谈判时根本不把工会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在这方面吃亏不断。对中国政府和企业来说，美国工会不是一个好应付的对手，但却是一个必须认真面对的对手。
去年，在伊斯坦布尔的一次研讨会上，当涉及讨论中东下一步走向与美国角色时，一位学者对美国代表说，中东要发展，最好的方式就是美国离开。在当今世界，美国还重要吗？
七月份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令人印象深刻。非洲54个国家当中有50个国家以及非洲联盟均派高级代表团参加了此次为期一周的论坛，其中包括15位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中非携手共创非洲大陆更安全未来的机遇。
前不久在华盛顿开会，大家开玩笑说，现在华盛顿还有多少人是鸽派？ 一只手可以数得过来。我说我是一个。但很多人不敢说自己是鸽派，因为说自己是鸽派，别人就会给你贴个标签，叫“Panda Hugger”，熊猫拥抱者，所以现在大家都不敢承认自己是鸽派。
随着美中对峙日趋白热化，英国的战略弹性将受到严重削弱，鲍里斯·约翰逊的外交操作空间将越来越小。作为一个小国，英国维护好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需要高超的战略平衡技巧。很快，他就将不得不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并升级英国的21世纪大战略。
这一轮删号，如果真要上纲上线的说，是网络空间冷战开始的某种信号：不符合美西方标准的言论不可以说。算法和技术标准，都是为内容服务的。机器人账号或者协同度高这种事情，从来都是用来骗人的遮羞布。
美国制造企业不愿回迁的原因很多，一是很难找到像中国这样完整的供应链和劳动力市场，且美国设厂的成本极高，土地税、搬迁费、雇员医疗保险费等，最终都会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怎么愿意承受原来100美元的鞋现在卖到300美元呢？再加上特朗普的政策不确定性，白宫和美联储的矛盾，更让企业望而却步。
特朗普在对华关系问题上从来不两线作战，更谈不上四面出击，他总是阶段性地集中在一场战役上。除了战略集中之外，战略主动权总是在他手上。至少他想发动什么战役就发动什么战役。他阶段性地发动战役，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战后，又集中在他发动的另一场战役上。
大国不以结盟方式竞争，小国则倾向于采取对冲战略。东盟国家发明的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战略是在中美之间搞对冲的典型。很快中东欧国家开始效仿这一战略，随后美国盟友对中美采取的战略也越来越有对冲色彩。如今，这一策略变得更加精细。
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备受尊敬的西方民主国家，为什么会让有混乱型人格特征的人掌权，并纵容他们去推行一些不受民众欢迎的政策？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其实还存在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美国在贸易战中，将关税牌作为先头兵，逐步加码至科技牌、货币牌、金融牌、WTO牌、能源牌，同时搅动中国周边地区，甚至中国港台，企图分化分裂中国，辅以朝鲜牌干扰中国与邻国关系，阻挠和破坏中国安全稳定成长的环境，甚至试图以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来限制中国发展权。
随着政府军在南伊德利卜完成对北哈马三镇的会师和包围，叙利亚阿拉伯陆军将彻底解放伊德利卜这个农业大省的南部农田。这将摧毁叛军赖以为生的粮食基础，同时，7年以后，英勇的叙利亚人民，终于能吃到伊德利卜的麦子了。
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最近的增长并不是依靠更多工人阶级的支持，其真实原因在于9·11和“难民危机”等事件的反应使更多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观点进入了主流讨论，而右翼的“解决方案”也因此被更广泛的公众群体所接受。
台湾问题之所以不能回避，还在于它牵动着中国现代化全局。台湾是我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的前锋保护屏障，失去台湾，海上威胁就会直逼中国产值，尤其是高技术产值增长的黄金地带，这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容忍的。
如果把格林兰岛当成一个国家来看，它的面积在世界各国国土面积中也能排在第12位。特朗普也并非第一个想买格陵兰岛的美国总统，而这一次，“地产大亨”和他的团队看上的是地产开发的价值吗？
日前，推特、脸书删近千内地账号，这些账号多是揭露香港暴徒行径，推特称之为“有官方背景的信息”。外媒却添油加醋，纽约时报更是明言，中国采用了俄国的宣传战术。中国到底有没有学习俄国的黑色宣传战术呢？
我觉得今年美国经济还是会持续变好，除非发生重大政策变化，否则美国将努力维持现状，但要进步就需要变革，需要企业家以及一个便于他们适应、发展和经营的良好环境，这取决于劳工和监管环境。过去几年美国经济状况在这些维度上有所改善，州与州之间的竞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很普通，就像这数百走上街头，与“港独”势力针锋相对的华人一样，我们都不敢自夸是敢于与某些西方势力鏖战的勇者。然而，曾经历过近2年的军旅生活，我深深地感受到，红色基因一直在我的血管里奔涌。人民军队这个光荣的集体，赋予了我不畏强敌敢于亮剑的勇气。
几百年来曾经一直是推动西方发展和进步的基本结构性因素出现逆转：民主遭遇了民粹的挑战；开放受到了难民潮的冲击；西方赖以发展的实证主义传统出现了“后真相”“后事实”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捣乱，乃至于出现“以撒谎、造谣、欺骗为荣耀”的无耻之谈。
在印度国内，这个决定引起的争议声浪也很强烈，因为它涉及了印度政治中的两大敏感问题：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激进主义与温和主义的不同政策。今年2月，我在印度接触了一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听到了他们对各种问题的看法。
事实上，美国当前对付中国的手段，与它成功摧毁苏联，以及对付其他主要国家的手法非常相似。笔者在这篇文章中将结合自己在苏联解体之际的亲身经历和一手资料，对美国在香港所使用的手段与其对苏联的攻击手法，进行系统性的比较，希望有助于大家看清形势。这也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如果美国坚持美元的特殊地位，将之作为执行其霸权政策的手段，中小型国家只能服从，但中国、欧盟等较大经济体则不可能坐以待毙。美国的过分行为，有可能为美元的独霸地位自掘坟墓。因这一过程而引爆的问题，可能会对全球造成极大震动。香港则会因联系汇率机制而首当其冲。
美国不要以为可以在香港问题上玩弄小把戏，这次许多职业政客还不如“装疯卖傻”的特朗普看得清楚。干涉香港问题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美国如果进行军事干预则属于践踏国际法，而且愚不可及。因此，平日里“特没谱”的特朗普这次的算计还比较理智。
然而涅瓦河奇迹并没有搬上银幕，《莫斯托赫机长》也没有开拍，苏联甚至想尽办法压下去：没收现场目击者胶卷，登报称这是用真飞机拍电影（那你倒是拍一个啊？）。这么做是为了避免这起事故影响图124的销售，也因此错失了塑造一个苏联英雄机长的机会。
从最简单的成本收益角度来算计，在外交政策领域，发个推特，动动嘴皮子，唱唱高调或是提交一个法案对议员来说几乎就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香港问题上国会和已经退休的希拉里都敢于高调干涉中国内政，而特朗普反而小心翼翼了。
多年来，委内瑞拉政府经济政策有偏差，治理能力得不到改善；另一方面，反对派热衷于“街头政治”，破坏了政治稳定，使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举步不前。美国的目的就是要“落井下石”，企图加大委内瑞拉人民对政府的不满，为政权更迭创造条件。
根据波音公司的统计数据，起飞和初始爬升阶段发生的致命事故发生率占所有致命事故的20%，机上人员死亡数更是占总数的30%，而178航班正好处于这两个阶段。对乌拉尔航空178航班的机组而言，飞行员处理的时间几乎为0。
美国政府的财政困境导致美国社会涌现一批极端政治观点，这其中包括“杀光中国人”、不承认中国持有国债的民间外交家，包括主张所谓“公平贸易”、向各国征收关税的经济民族主义者，包括声称“他们偷走我们的岗位”的排外分子……
特朗普一直试图通过推特塑造美国在两国谈判中的“主导性角色”，大肆吹嘘其贸易和关税政策的“优势地位”，为美国公众画下“美国终会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大饼，以动员更多国内力量支持。在特朗普的推文中，谈判本身即是他炫耀政绩的“筹码”。
国际政治是否要退回到现实国际政治的丛林状态？特朗普是一个具有高度现实主义特征的政治家，但是特朗普国际战略的困境，恰恰也体现了现实主义理论在处理21世纪的复杂性上的困境。
在加利福尼亚，有人建议我们提前做好准备，因为陈旧的电网显然会在炎热的日子引发灌木丛火灾。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我不记得20世纪的时候我们的国有设施会以这种方式停止运营（他们现在已经惯常使用这种方式）。
CIA在报告中提到了香港“民主派”。也许在情报机构看来，这是一股可以利用的力量。于是到了1992年，“支持民主”被写进了法律，那么美国国家部门利用当地民主派搞事也算是“有法可依”了，尽管它依的是本国法，搞的却是他国事。
美中双方将于9月初展开下一轮谈判，贸易冲突持续进行甚至贯穿整个2020大选年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如果特朗普能够让大家知道他心中的前进方向，那么美国人民以及我们在国外的盟友们就会更有信心地拥护他的领导，冲突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由于印巴实力差距悬殊，巴经济形势恶化，如果没有外部力量支持，巴方无力直接挑起军事冲突或者战争，但会继续支持克什米尔当地反印武装对印军发动袭击。伊斯兰世界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与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一样，无法团结一致。
经济分析人士指出，在当今这个国际贸易联系如此紧密的世界上，贸易战里面是没有赢家的。特朗普的关税大炮火力全开意味着他在这场日益恶化的贸易争端中的赌注已经太高，而美国很可能会成为损失最为惨重的输家。
特朗普想要连任成功的王牌就是中美达成协议，以好看的政绩干掉对手。但至少错过了4次达成协议机会的特朗普，一如绝望中的贵州驴子，只能不断重复其唯一掌握的反制技巧，重复已经实施的所谓强硬策略。当这种强硬的策略被对手适应后，贵州驴子的命运自然也就注定了。
西方自由派主张废除死刑，实际上是把罪犯的“人权”被放到了受害者的“人权”之前。而他们口口声声的“程序正义”只不过是远离犯罪的社会上层人士的伪善罢了。我们应当追求的社会理想是“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而不应枉顾社会现实空谈直接“废除死刑”。
年轻的朝鲜姑娘们仍然拥有纤细的腰肢、苗条的身材，可不是因为吃不饱饭，而是因为流行起了减肥的新概念。从学生到阿姨年纪的婆婆，她们每个人都打着白皙的粉底，化上精致的红唇，脚踩高跟鞋，穿着修身的裙子，挎着精致的皮包。
CIA成立后，在香港设立派出机构（以下姑且称之为香港站），以点带面，统合面对大陆和东南亚的情报工作。香港站至少有两个部门，分别是情报组和行动组。前者收集情报，后者负责侦察、渗透，以及其他各种“脏活”。
这次的汇率波动甚至不是直接为了攻击美国，而只是简单地适应国际环境，这一切就已经发生——也就是说，“金融核武器”如同真正的核武器那样，当它们只是进行试验，并且不用于直接攻击时，也可以强烈地影响战争和地缘政治的走向。
8月2日，日本711便利店宣布其自主开发的“7pay”手机支付软件将于9月末停止运营。这意味着在日本电子支付迅猛发展的两年时间里，7pay成为了第一个，也是最快的一个退出竞争舞台的软件。
日本在经济规模上比韩国大得多，但发展速度比韩国落后不少。十年前对中国的看不惯，这些年多少开始发生了一些转变，改为对韩国的极度不满。民间有种极大的怒气，让政府已经没有耐心和韩国交涉，恨不能将韩国经济置于死地。
将宪法第三百七十条作废并取消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地位是印度人民党所着重强调的执政目标之一。印人党在这一议题上所推行的速度和方式与之前的废钞令、GST政策类似，似乎仍保持着“快、狠、准”的节奏。
原本只是聚焦游戏、动漫等亚文化论坛的8chan，已经彰显出了对于政治和社会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它近乎不存在的内容审核机制，为种族主义、性别和性取向歧视、阴谋论、仇恨等意识形态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现在，这条大船已经完成了掉头，正在朝着极端化的方向一往无前地驶去。
我原来所供职的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设有不少孔子课堂，但我从来没有听各学校的中文老师投诉过受到过来自孔子学院的这方面压力。就好像假如有人发布塔斯马尼亚州不是澳洲的，或新南威尔士州要独立这样分裂澳洲的言论，澳大利亚政府也会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的。
8月2日，美国正式退出中导协议，转手就提出要把中国拉进新中导协议。美国指出：中国的中导数量世界最大，而美国受到中导协议的约束而不得发展，不能接受这样的核失衡。日本也提出需要有把中国包括在内的军控新架构。中国已经明确拒绝了。
美国经济正驶入一片危险的区域，而庞大的资产泡沫在全球巨大的债务火山上还能持续多久，则是一个大大的疑团。或者永远存在下去并一而再的创新高，或者在某个临界点失控破裂。结局已经看透，但时间都是未知。难道经济学最后注定走向神秘主义，或逃不开的宿命传说？
我父亲在他的一生中曾多次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美中关系领域，我的看法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我父亲的影响，然而在过去44年里140多次在中国各地的访问经历，也塑造了我今天对美中关系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