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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流行的两篇朱清时先生的文章,最早一篇是八年前的《物理学步入禅境——缘起性空》。前两年,又有一篇题为《客观世界很有可能并不存在》的文章,这篇文章对普通人的影响更大,以至于我妹妹将文章发给我,我回答说不要信。
这半个世纪以来,欧美中国学界撰写系统的中国通史并不多,除了卷帙浩繁而且内容专深、至今也没有全部完成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系列和伊沛霞为入门者撰写的较为简单的一卷本《剑桥插图中国史》之外,在我有限的视野内,还没有一部通贯上下而又分量适中的中国通史。
最近黑龙江省长荐书的事引起不小风波,包括《零边际成本社会》在内的三本书被批评为是“宣扬自由化经济的……给中国经济官员洗脑的”。观察者网作者余亮已经揭秘了其中引起争议最大的《失控》一书究竟多可怕。那杰里米·里夫金的这本新作又说了什么?
过去的400年,琉球人民经历了太多苦难,抗争是唯一的出路,因为出于军事战略目的的占领和管理,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不可能给琉球人民带来安定和繁荣……琉球与大陆唇齿相依,祖国是唯一的避风港。
现代化的历史是文化扩散现象越来越快的过程,正如我们在中荷战争前后的历史中所看到的,军事革命始于中国,传到欧洲,又从欧洲传了回来。这也说明,现代化本身是一种相互适应的过程。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各样的统治形式、政治形式,现在回过头看,最好的形式是线性的、单一的、进化的?还是有一种多元的可能性呢?本文为两位教授在2014年上海书展《统治史》新书发布会上的对谈。
丘吉尔回忆:当斯大林走进雅尔塔会议的大厅,大家就像听了口令般起立。有一天,他打定主意决不这样,但当斯大林一进门,他仍如着了魔一样恭敬地站了起来。丘吉尔的这段叙述,貌似同样适用于未来奥巴马写普京的回忆。本文为《斯大林传》书评。
在前4000年,货币的作用是量度债务,金钱的使用类似一个庞大的记账系统。当债务危机出现而引致战争之后,统治者会摧毁这些账簿,并将土地归还它的拥有者,以舒解危机……
史正富在《超常增长》中提出“三维市场体制”,“竞争性地方政府”本质上具有经济主体地位。但专注于自我集团的逐利性会冲击政治共同体吗?这深刻考验着执政党的政治智慧。
在西方,资本主义就如呼吸的空气,很少被质疑,皮克提打开了口子。大卫·哈维也在新书《资本主义的17个矛盾及其终结》中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因其内在矛盾而具有恢复能力,但这种矛盾也蕴含着系统风险。
高音的书《舞台上的新中国》里讲到解放初的新气象,切入点颇有见识:“鲁迅活着的时候曾经梦想……无产阶级自己会写文章。”鲁迅的梦成真,乃是把文艺从精英阶级手里解放出来,将作者的才智与思想感情融入大众的革命,故而侧重集体创作。
皮克提《21世纪的资本》震撼了陷于大衰退中的西方世界,揭露了三百年来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扩大的总趋势。皮克提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间接涉及中国国内关于坚持中国道路还是仿效美英模式的争论,值得中国学人和领导者认真思考。诡异的是,《纽约时报》为何把“21世纪新版的资本论”,说成是同时和亚当·斯密与马克思较劲呢?
从根本上说,财产自由和民主政治并非完全一致,就看你想要什么。《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处处暗示,21世纪可能重蹈19世纪的覆辙。该书受到最猛烈抨击的就是征税建议,在中国也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中国的经济学辩论经常是“一场运动员、裁判和观众一起上阵的足球混战”,有鉴于此,本文试图梳理并简略评论该书,以资参考。
我在写作《三体》时,选择了“可能世界”中的最坏者。有位加拿大朋友将此归结于“中国人的特质”,并声明自己对人类和地外文明的关系持乐观观点。但反观地球文明在宇宙中的地位,倒更像500年前欧洲移民到来之前的加拿大土著人。上世纪的中国科幻作品,大多渴望“上帝”般指点迷津的地外文明,这可能吗?
一个民族的审美权和道义权、文化的认同和自豪感,是文明生存的核心,关系国家的存亡。边芹在新书中指出,西方社会内部高度凝聚“精神集体主义”、对外则利用种种文化宣传手段,日积月累、逐渐解构其他民族的精神力量,须引起我们的警惕。
迈克尔·舒道森专门写作《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一书,驳斥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名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一书中美国公民社团参与度急剧下滑的结论,指出现在的美国人只是改变了社团等社会参与的方式。该书的另一大贡献在于,它揭穿了美国公民权利、宪法权威的若干神话。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被克鲁格曼誉为十年内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其作者皮克提在书中同时挑战亚当·斯密与卡尔·马克思。他自述:“在某种程度上我更容易用全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和不公平等重要话题,因为我没有卷入过那场争论。我无需解释自己有亲共或亲资的倾向。”
历史大事件为各类媒体预设了定时引爆器,每隔十年点燃一次纪念烟花。今年是一战一百年,十的平方,纪念烟花照理应该大如霹雳。可惜,目前国内媒体的一战纪念和回顾陈陈相因,把中学历史课本重抄一遍,无聊得很。为什么不聊聊一战背后的“民主”与“民粹”?
兰普顿在新作《跟随领导者——治理中国》中认为,中国近年来的迅速发展,使外界容易忘记改革开放初期的艰难局面,中国已经历了国家治理模式的变化。未来中美两国都会面临日益复杂的国内问题,西方不应从外部向中国施压,解决自己的问题比强迫别人解决问题更有效。
今天对陈查理熟悉的中国人恐怕不多。1930年代在中国出过名的陈查理,近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大众文化里的中国符号,位列美国观众“最熟悉的中国人”第五位。这位美国作家的笔下的华人探长,影响着美国人看待中国人的眼光。本文试图从中国人的视角来观察美国人如何看中国人。
奥威尔是左派,但他又对苏联特别不满,他摇摆在他认为的两种“恶势力”之间,最后还是倒向英国。理由是,他的祖国毕竟有民主制度,有言论自由。知识分子特别害怕言论自由没有了,不让说话了。这种病我也有。我也害怕过有组织的生活,但我不能以我的感受作为评价革命的标准。
曾任体改所副所长的王小强近年撰写系列文章“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既有主义之争,也有问题之争,可以给关心中国道路的人们带来启发。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是否发达?市场经济是否会自动演进到资本主义?金融资本真的仅仅危害社会公平,不会侵害生产效率?
现在,“革命”的概念已经乱了。每个人对“革命”的理解可能完全不一样,关键是你的立场选择是什么。眼下的基辅独立广场事件,不但有美元雇用的打手,还有狙击手朝人群打黑枪,目的是诱警察开枪,嫁祸于政府,引西方干涉,跟1991年立陶宛发生的事简直一模一样。所以“革命”到底是什么意思?要看你挑战什么,反对什么,目的是改什么,换什么。
在当今的俄罗斯,有关斯大林的著作多如牛毛。但是,无论是赞颂说者,还是谴责论者,几乎都是从社会主义这个角度看问题的。雷巴斯父女笔下,斯大林和苏联是同义语,是一个超越时空、超越意识形态和超越特定政治和人文符号的英雄,是千年俄罗斯的承继者,让人耳目一新。
俄罗斯人不想回到斯大林时代,却每每在俄罗斯主权遇到挑战、边疆分离分裂势力作乱、恐怖主义袭击、经济停滞不前的时刻,怀念那个“独裁者”。罗伯特·谢伟思在其《斯大林传》中评价到,“他不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也不是一个杰出的作家,但可以说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我在各种隔离室蹲了六年以后,1982年关进提篮桥监狱,身体没有自由,心灵还是可以有自由驰骋之天地的。我心想这下子可以跳出是非之界,静下心来读书了。记得1975年时,毛泽东二次重读《晋书》,于是我在狱中重读《晋书》与《宋书》,在读书过程中又圈又批,作了不少读书札记,今日又随手翻检这些札记,仍感有趣。
徐志摩同志本来是可以把中英两国名流圈联系在一起的。可两年过去,他轻飘飘不带走一片云彩,当然也没有认识一个好基友。刘禾在小说《六个字母的解法》中感叹:与纳博科夫几乎同时入校,为什么徐志摩看到的那样少?称这部小说有思想领域侦探小说的味道当然没错,但我觉得这样评价可能损失了小说的另一番趣味。
在美国,只要赞助两万美元,一个学生就能被一般的博雅学院优先录取。比较出色的大学,这个数目就达到了五万美元,而且学生家长需要许诺未来会投入更多的捐款。排名前二十五名的大学,十万美元是必须的。而到了前十名,二十五万美元只是……
阿克曼教授冷静回溯历史,赫然发现1801年的美国危机四伏,下一任总统难产。美国如何在第一次重大危机中逢凶化吉?脱离开历史背景,美国宪法还是那个人云亦云的美国宪法吗?阿克曼棒喝一声:“美国宪法不应限于文本,而应扩张为包含美国重大历史转折之法令、宪法成例等内容的宪法典章。”
今年是波兰尼的《巨变》出版七十周年。波兰尼和哈耶克两位奥地利思想家在二战结束前写出《巨变》和《通往奴役之路》这样两本书来,简直就是企图通过戏弄人类,以两种经济体制的失败互证对方的伟大。两书中有许多观点都失之偏颇,但为何它们能成为永远的经典?
印度移民拉纳戴夫在硅谷工作,不会打球的他,带领12岁女儿的篮球队,用全场紧逼的办法拿下了全国冠军。虽然观众、对手都很不满,但这是弱队赢球的唯一机会。高盛总裁加里·科恩假装自己懂行,混入了华尔街;马丁·路德·金利用了媒体的误读获得了大量同情。优势和劣势的转化出人意料……
在无奶可喝时,被喂狼奶不是罪,苦于没比较,还会习惯狼奶的口味。在《学习与批判》上发文的第三代学人,很少不受那口狼奶喂养的,但声名藉甚后,却少有承认自己是喝过狼奶的,有人还标榜“在那十年,我磨炼出了承受苦难、抵拒诱惑、反对伤害的独立人格”。在那个年代里,除了像顾准、张志新那样的凤毛麟角者,恐怕少有人有资格自称已具独立人格。
美国大法官并非我们所认识的“有深刻的洞察力、智慧及远见卓识”,而是有着瑕疵和缺点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当中不乏才华横溢、秉持操守且行为端正者,但也有智力迟钝、贪赃枉法甚至种族主义者。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将其能动之手伸到了美国人生活的各个领域,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最高法院里面充斥着自由派的大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