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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在德国议会和政府门口集会的抗议者们，坚信某些有权有势的人意欲通过传播病毒来限制人的基本权力和破坏民主。这些“理论”偏离事实，充满成见、偏见、敌视和猜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有关微软创始人盖茨的各种“传说”。
德国人喜欢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其享誉世界的“工匠精神”不仅体现在“德国制造”上，也反映在种族灭绝和消灭异己上。无论是折磨屠杀，还是消尸灭迹，他们样样都能做得近乎“完美”。可是，高雅文化中怎么会孵化出令人发指的“兽行”？
根据我们实验室的判断，最早要等到2021年春天左右，才有可能研发出能投放到市场上可供患者使用的疫苗，到底是重点研发疫苗来得更快，还是群体免疫比疫苗更早实现，形势还不十分明朗。
西方有些作者和编辑对所谓“事实”的把握和拿捏相当老练，一般不会轻易被人抓到“把柄”。他们大多很“油”，如果文中含有刺眼的词语或指桑骂槐，他们会在标题下标明是“讽刺文”。笔者专门请两位德国人来读某篇“讽刺文”，结果，他们的读后感大相径庭。
德国民众中的反美情结，在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中都存在着。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中，反美旗帜被举得相当高。当时走上街头的那批年轻人，如今已成为德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中流砥柱，包括媒体在内。
有个企业家表示：“我们竟然仅为让一些老人晚走几年而选择经济自杀，还是让我们接受人总是要死的这个事实吧，长寿并非生命的目标。”资本市场貌似一个“精灵怪物”，极为敏感，有时也很脆弱。但是，它一旦获悉人会为它牺牲，就会毫无犹豫地牵着人的鼻子走。
欧洲对特朗普是相当不满的，不过这种“不满”更多源自“失望”，而非价值观的变化。从这次对世卫组织“断粮”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媒体一方面谴责特朗普的决定，或对此表示遗憾，另一方面则同情其批评世卫组织的理由。换而言之，他们也对世卫组织及中国的有些做法不满。
调研得到了公关公司“StoryMachine”以及社交媒体的大力支持，而该公关公司的背景似乎又很不简单，创建者之一的迪克曼与报业、政界以及美国公司的渊源颇深。一位病毒学家以及他身后的波恩大学，接受公关公司的鼎力协助，并通过社交网络进行广泛宣传，似乎显得有些不寻常。
我们在2月份已经把产能翻了一倍，而且决定最高翻四倍，而且并没有遵循“德国优先”原则。一开始我们的产品绝大部分都流向了中国，中国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是呼吸机需求量最大的国家，我们每周可以为中国生产400个呼吸机。
“深居简出”的默克尔开始频频出镜，冷静坚定地领导着抗疫工作。她的方式深得人心，有望摆脱2015年以来的“难民总理”标签， 而成为“抗疫总理”。“灾难时，谁执政谁出彩”，此话在这次的“战疫”中再次得到证实。
仅有24%的人对未来十二个月充满希望。无论是1961年修建柏林墙，还是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或者是2001年9月11日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德国人都没有如此悲观失望过。同一机构此前得到的最低值27%，还是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
加布里埃直言道：德国现在举债1560亿欧元抗疫，如果多举债100亿用来支援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或许一百年后还会感激德国；现在可好，能让他们回忆起的是中国的援手。如今的德国给人留下的印象和美国没啥区别：my nation first。
年轻人过于自信身体的抵抗力，因此并不怎么害怕被传染；他们即便知道有风险存在，也容易将此当作“冒险”，而敢冒险，反潮流，不守规，抗权威往往被他们视为“个性”和“独立”。老年人则认为自己经历得多了，有时也有“倚老卖老”的心态在作祟。
我们德国全社会都缺乏一种纪律性，我们过于自我感觉良好，我们的决策程序过于拖沓，而且我们过于贪婪了，什么都放不下。所有这些问题广泛存在于德国派系林立的政府领导层、媒体行业和每一个德国普通公民的身上。
最近这些天，“紧急状态”这个概念相当热门，对于政治学者来说，它意味着给国家机器“松绑”或“释放”。瘟疫到来后，人们惊讶地发现，法规是可以合法大幅度限制个人自由的；而且，此时一旦发现法律不符合“紧急状态”的需求，便可以“惊人”的速度改变。
德国此前“不紧不慢”和“步步为营”的做法，很多人将其归于民族性格中的理性成份，其实，它也与其“联邦制”的政体有关。德国由16个州组成，除了外交和国防这两个领域外，其他均为“州事务”，联邦和各州之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央”与“地方”，而是一种平等协作的关系。
中国在武汉火速建设的“火神山”、“雷神山”两座医院给许多德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到我们首都柏林的新机场始建于2006年，交付日期一延再延，至今我们都不知道2020年底它能否投入使用。
这些政党反复絮叨“中间”，无非是想强调自己拥有多数。问题是，自诩“居中”不等于真的拥有多数。在西方的政治体制中，真正的“居中者”应该是拥护和尊重宪法的“民主派”，而界定谁是“民主派”的唯一标准是遵循民主规则和理念，而非其观点的左右之分。
当前基民盟内部明显存在两大派系的争斗：自由党派和保守党派。一个运转良好的政府应该给民众传递稳定和可信的信号，接连的权力交替和政治动荡，不利于提升民众对政府的公信力。当前德国内政面临的双重困局将会持续数月，直接束缚德国在欧盟层面的创造力和执行力。
图林根州危机宛如“大坝决堤”。事实上，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在早期已经出现负面影响的时候，人们还抱着在不作出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渡过这场危机的希望。从图林根州的基民盟代表的“背叛”行动可以看出，东部政党与柏林之间的交流显然存在问题。
差不多整整九十年前，德国正处魏玛共和国时期。“纳粹”在图林根首次参与一个州的政府组阁。今天，历史正用另外一副面孔出现。在南非访问的总理默克尔，不等回国便立刻发表观点，称“不可原谅”，并要求“撤销”选举结果。
综述过去一年的德国，最大的议题当属默克尔总理本身。尽管“倒默派”期盼默克尔早日交出权力，但也深深担忧默克尔一旦离开留下的权力真空会给德国带来巨大的政治震荡，对公开谈论“后默克尔”时代还是小心翼翼。
德国人和欧洲人希望能独立自主作出决定，然而事实上我们并不是独立自主的。看到人们这么容易就被人为制造出的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所控制，我非常难过。然而，我们德国人却忘了，制造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的国家就在几年前还滥用了我们对他们的信任。
作为北约成员国，按照第五条款，我们依然要协助美国履行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而且我们协助北约稳住了西巴尔干局势，这对德国的安全至关重要。 但是当战火烧到德国的时候，美国不会自动承担起防务责任。而且，欧洲应该搞一个内部的军事同盟和北约合作。
统一之后，东德人经历了从亢奋到失望的心理磨难过程。科尔描写的“灿烂前景”迟迟不见到来，大家更多体验到的是减薪失业的痛苦和背井离乡的无奈。现在有人问为何新纳粹和排外思潮会在德国东部地区泛滥，答案很简单：被轻贱的人也会去轻贱别人。
如果柏林墙还在，我当初的梦想早就实现了。在东德，女性60岁就可以退休，那我就可以周游世界了。我的第一站应该会去美国，因为那里有广袤的国土和多元的文化。我会亲自去看看落基山脉，开着车兜兜风，听布鲁斯·斯普林斯汀。
我看到的还是一如既往的反思极权体制和共产主义之恶，强调西方价值观是通向成功的不二法门，仿佛随着民主战胜专制，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不久前的10月9日，东德城市哈勒发生新纳粹主义者袭击犹太教堂的悲剧。可叹一些高举主流价值旗帜的评论者非但不去检讨问题形成的根源，却偏要生拉硬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