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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非法渠道去欧洲的难民中，很多都来自非洲。德国之前对非洲的发展援助计划更多是输出西方的价值，而现在他们看到，要向中国学习，发展援助非洲，最终是要让他们有独立自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否则所有的事情都是短期的。
德国人长期扭曲的民族情感一方面亟待喷发，另一方面又已成为某种惯性。政界已在讨论足球带动起来的民族自豪感是否有“潜在的危险性”，特别令人诧异的是，提出这类问题的恰恰是年轻一代政治家。在他们眼里，这种失而复得的民族情感很容易陷入歧途。
如果德意志第三帝国还想要继续，就需改变现有的领导者对自己的地位的认知。矛盾的是这可能要求他们意识到他们目前所管理的这个复杂体系不可能从松散的帝国演变为欧洲联邦，它有成效的统治只能交由一个更谦虚的、自我批评的、无私的社会精英。
欧洲语境下的少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本就是一对相伴相生的矛盾共同体。对于德国这类非传统移民国家来说，由于国家认同更多地由战后宪法决定，因此国内少数民族的两种认同之间的冲突不大，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较少产生威胁。
一斗牛犬因咬死两主人，被政府处死。德国约60人为此示威游行，称“安息吧，Chico; 是媒体、政治和无能的当局谋杀了它”。他们称狗为“英雄”，是“自由斗士”，他们甚至以切·格瓦拉的名字命名死去的狗——“Chico-瓦拉”。
上周三，德国总理默克尔开启了任期内的第11次访华。 在美国退出《伊核协定》的大背景下，默克尔此次访华有意突破“经济的巨人，政治的侏儒”的困境。不过，德国还没有完全达到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进行合作的高度。
默克尔此次访华，除反应两国经贸关系非常密切之外，还是一次在新的国际格局中重新调整德中和欧中战略关系的重要契机。中方对此一直很感兴趣，但默克尔的公文包里是否带有这个方案呢？
这或许也是“魏玛三角”的某种宿命吧：平日大家都并不真心重视这个平台，甚至长期闲置冷冻；一旦出现危机和各有所需时，三方才高调宣示合作的意愿，而且每次都反复使用类似的语言：“重新激活”。而这个外交辞令所反映的恰恰是机制的“半死不活”。
默克尔政府对柴油车禁令一直持反对态度，但大众汽车几年前因为在排放软件上作弊，让公众对柴油车所谓的达标持严重怀疑态度。
所谓的“难民带来危险和犯罪”的命题并不为真，至少不是那些真实的难民直接带来了德国社会危机。只是他们的出现，促使了那些本就想要犯罪的人找到了掩护，这才导致了犯罪率的上升。
德国议会中第三大党“选项党”，日前高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解除了本党党员参加民间排外势力“培己大”联盟集会游行活动的禁令。党内许多极端右翼人士为此弹冠相庆，称该决定为“里程碑”。忙于报道组阁困局的德国舆论，只以很小篇幅对此作了报道。
默克尔又一次证明自己押对了宝。当然，默克尔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丢到了政府中极为重要的财政部和内政部；又迫于党内压力不得不提前进入“换代交接”程序。但是，她重新成功地扳回了控局的主动权，为自己争取到了极为宝贵的战略缓冲时间。
德国社会的不满情绪随着旷日持久的组阁谈判而不断蔓延。社民党的舒尔茨跟目前德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尔撕破了脸；兼有权力和责任意识的默克尔也将在未来财政部长的施政纲领上遭遇右翼选择党的挑战，多变且不确定性递增的国际局势也深刻影响着德国的组阁方向。
虽然，基民盟的领导层和基层至今为止依然“护主心切”，即便有微词，也尽量避免公开摊牌。但看不到“祸起萧墙”，不等于风平浪静。社民党眼下经历的，在不远的将来未必不会在基民盟内再重演。毕竟，默克尔的顶峰期已过，她的政治光环也已不再。
无论在《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帝》还是《国王的两个身体》中，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突出形象都是立法者，他作为王者缔造了欧洲第一个理性化的宪制国家，并成为人民的王者。在他身上，希腊罗马的古代文明得到传承，这种文明的精髓体现于那个伟大的自然法典。
《国王的两个身体》以英格兰共和革命前的法律文献和文学作品中有关国王的修辞开篇，以但丁的《帝制论》中的政治思想结束，基本着眼点是国王观念的双重含义在中世纪晚期的历史变迁，从而开启了探究现代国家起源的另一条思路。
作为史学家，康托洛维茨当然知道，历史不可预设，也不可逆转。在共和革命已经席卷全球的二十世纪，他无意为已被执行死刑的国王招魂。他不过要提醒世人：国王曾经拥有的另一个身体——作为人民的国体——并没有死。
人类在可持续能源方面的研究成果仍有限，经济性、稳定性、清洁性三大要素并存在人类能源市场上还是一个不可能三角，即使是发达的德国也概莫能外。保障环境健康和国民经济发展，是走钢丝一样的精巧活，比翻嘴皮子困难多了。
至2017年德语文字改革方案签字公布走过了二十余载。二十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十年间，引起德国社会严重分裂的文化现象非德语文字改革莫属。 德语文字书写的历史是一部沧桑史，其困境在于文字的书写形式从开始形成起就相当迥异。
很多德国人从宗教角度讨论移民问题，不过他们只是利用宗教信仰这个话题将经济方面的担忧隐藏起来。因为据我所知，很多德国人平时在宗教信仰或民族文化方面并没有花多少心思，直到移民到来，他们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基督徒身份。
德国人相信，他们至今对新科技持怀疑态度，是出于对纳粹滥用技术发动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的顾忌。当涉及个人数据保护、维护隐私等层面，德国人也对国家权力机关高度敏感。敏感度高到大部分德国人至今仍反对在护照上留下指纹。
对“摸底”磋商破产的原因，德国四党事后在各种不同场合均有各自的阐述。只是，这些说辞中的“官样文章”太多，并不能完全为选民解惑。笔者认为，“大联合政府”难以顺利成型的真正原因，恐怕还是应在人性层面寻找。
有不少人认为，德国是一个以理性、严谨著称的民族，组阁失败不算什么。可是德国一场意外的内部政治失败，正上升为整个西方的另一场危机。这还不会是压垮西方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西方继续眼睁睁看着稻草越堆越多，结果会如何呢？
两年前的难民潮至今余震未消。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虽然赢得了9月的联邦议会大选，但她最终是否能执政，目前来看还是个问号。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与“难民潮”密切相关的德国“欢迎文化”做一个清醒的反思。
2017年是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500周年。德国将在全国范围内举办超过1000多场的马丁路德纪念活动。对德国人来说，路德不但在神学意义上重塑了基督教，而且也是德国民族文化的开创者和先驱者，从默克尔的着装到国内各种音乐会，均能寻到路德的“幽灵”。
在前不久德国的一个民调中，赫然出现了“德国政坛各党的中国立场”这个小栏目。这说明，德国媒体也比较重视中国的关切。调查显示，德国各党派对华还都算友好。再仔细看看，这些对华友好的党魁和代表，都与中国有着不同程度的交集和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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